《崛起崇祯》第一百二十四章 运筹

    
    可以说，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尤为有效。
    为此，朱元璋曾经特意制定律法规定：“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有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
    这一律法的出台，在当时极大的震慑了官僚权势阶级妄图染指盐引谋利的企图，对开中法的实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自朱元璋死后，开中法在大明权贵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眼中，已然成为了他们权力寻租的目标。
    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私盐盛行，权贵等又随意向皇帝奏讨占窝、垄断开中。
    造成盐引的派发量大大超出了盐业的产能允许范围，这迫使大量边地商人空有盐引，却无盐可领，只能在盐场等待新盐的产出。
    有的人需要等待守支数十年的情况出现，这极大的打击了边商输粮支边的热情。
    从而导致开中法的执行变得举步维艰，很难再像洪武、永乐年间那般良好运行。
    明嘉靖十三年，户部给事中管怀里总结了开中法被破坏的危害。
    大明弘治五年，时任孝宗皇帝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即“折色法”。
    从此规定商人们以后不需再将军需运往边镇，只要向国库缴纳银两，就可获取盐引。
    虽然，大明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年之内就为国库增加了百万两白银的收入。
    但是，叶淇对盐政的改革，彻底的改变了大明初年开中法“盐政边政相结合”的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取而代之的是以食盐专卖为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手段。
    这种短视的做法只看到了眼前的财政利益，却没有看到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
    原先得益于开中法的边商，为获得更高的利润，直接建设边镇商屯，促进了边区军需供应充足。
    但折色法的出台，直接将边镇经济发展的基础抽离。
    边商逐步撤出，商屯荒废，边镇军需再度紧张，军费支出大幅提升，大明陷入了更加可怕的财政危机。
    而现在，崇祯皇帝无疑是想借着晋商被清除的机会，从新恢复开中法。
    “诸卿，朕择日将取消折色法，恢复开中法，尔等意下如何？”
    “皇恩浩荡，我们没意见，一切听陛下的圣意。”
    天下掉馅饼的好事，陛下还问意下如何？
    真是太给大家面子了。
    勇卫营众将谁敢有意见？
    那不是给脸不要脸了，自绝于勇卫营。
    也因此，在沉默片刻之后，最终周遇吉笑呵呵代替众将说出心里话。
    “陛下，此乃利国利民的好事，勇卫营将士责无旁贷，臣为陛下贺！”
    心思通透的陈奇瑜，已经完全领悟圣意，并深感叹服。
    在他看来，陛下此举，可谓是一举三得。
    首先，恢复开中法，取消折色法，有利于朝廷。
    明初开中法的制定，可以说并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制度，更多的可以看做是对国防有益的引导政策。
    可惜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靠人来执行。
    现在陛下利用清除晋商的机会，用勇卫营将士眷属取而代之，其用意深远，却又顺理成章。
    可以想象，今后要扩大至三十万人马的勇卫营，必然是大明最大的一股势力，没有之一。
    有谁想从严格执行陛下开中法的勇卫营将士口里夺食，那可要三思而后行了。
    毕竟，勇卫营将士不比商人，他们是玩刀玩命的一大群人。
    若是惹怒了他们，纵使有陛下转圜调节，估计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再说了，陛下到时帮谁还不知道呢？
    其次，通过利益分配，勇卫营将士将无限忠诚于陛下。
    有了他们的支持，陛下就可大展拳脚，圣心独断，无惧于任何团体。
    老实讲，京城部分皇亲勋贵和陛下离心离德，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了。
    明眼人，有心人，都可以看出来。
    他们有利益就抢着上，没有利益就支支吾吾，这种事情已经数不胜数了。
    现在陛下利用新兴利益团体敲打旧勋贵，真可谓一招妙棋。
    怪不得陛下无惧于公开宣称要用勇卫营取代京营，真是用心良苦啊！
    这是明确告诉京城的皇亲勋贵，收敛点，朕已经对你们忍无可忍了，别以为离开你们，朕就无计可施。
    最后，就是把晋商资源合理利用了。
    此次总共查抄三十八家晋商，金银、粮食、物资就不说了。单是每家囤积的上好良田，少的几十万亩，多的几百万亩，合计有两三千万亩良田。
    如此庞大的土地，分布在山西、河北、甘肃等边镇，需要大量的劳力来耕种。
    而未来三十万勇卫营的眷属，却刚好足以弥补这个缺口。
    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那就不必一一细诉了。
    总之，陈奇瑜对陛下的布置，唯有叹服二字。
    “诸卿，都坐下，边吃边聊。”
    崇祯皇帝不知道陈奇瑜在短短时间，已经帮他总结了一二三点，他招呼众将坐下，自己拿起桌上的碗筷，准备进食。
    如今在宫外，倒也没那么多讲究了。
    不过纵使如此，众将还是非常拘谨，低着头扒着碗里的饭，菜也不敢多夹，如坐针毡。
    崇祯皇帝见此，无奈地摇摇头，毕竟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他们做得也没错。若是他们真的在朕面前侃侃而谈，旁若无人，那就是嚣张跋扈，恃宠生娇了。
    故而，崇祯皇帝也没用勉强，一切顺其自然。
    饭后，崇祯皇帝把勇卫营参将以上的将领，召集起来，布置接下来御驾亲征的任务。
    没错，是布置，而不是商议。
    对于御驾亲征，从一开始，崇祯皇帝就有他自己的打算。
    范府大堂内，众将身着甲胄，屏气凝神，认真听候陛下吩咐。
    “诸位爱卿，接下来大军要离开介休，东进张家口，断敌后路。”
    高高挂起的舆图上，崇祯皇帝指着张家口的位置，言简意赅说明意图。
    张家口与蒙古接壤，乃靼虏联军撤退的必经之路。
    断敌后路，攻敌必救。
    这就是崇祯皇帝御驾亲征的目标。
    “陛下，万万不可！”
    只是……
    崇祯皇帝话音刚落，陈奇瑜便一脸惶急起身劝阻，“断敌后路，可谓一招制敌，然也凶险万分。
    靼虏闻讯，必然不计伤亡拼死抢夺。陛下乃万金之躯，大明君父，身系江山社稷，不立危墙。
    臣不才，恳请率军前往，代陛下完此重任。”
    说完，陈奇瑜一撩官袍，满脸肃然跪在大堂前，明显是死谏的模样。
    “恳请陛下收回圣命，由臣代劳！”
    大堂内，甲胄在身的众将跪伏在地，齐声哀求。
    为将者，自然知晓断敌后路的重要性和其中蕴含的凶险，如何能让他们的君王赴汤蹈火冒此风险？
    虽然他们自负悍勇不畏死，但毕竟只有万余人马，谁也不敢保证乱军中陛下可以安然无恙。
    “诸卿请稍安勿躁，朕并非草率行事，以身犯险。”
    面对大家的好意，崇祯皇帝心里也十分感动。他双手虚抬，示意众将起身，并解释道：“靼虏凶残，战力强悍，众所皆知。
    若是困兽犹斗，必更加疯狂。
    故而，要想断敌后路，纵使诸卿奋勇杀敌悍不畏死，然仅凭勇卫营万余人兵力，对付五万甚至更多的靼虏，显然力有不逮。”
    崇祯皇帝短短几句话，顿时让众将高悬的心安定下来，原来陛下有分寸，有筹划，并不是轻率冒进。
    双眼扫视安静下来的众将，崇祯皇帝手指划过舆图，指着大同、房山、昌平三地，双目炯炯。
    “朕已命宣大总督陈新甲、天下兵马监军高时明、后军统帅洪承畴率军往张家口附近集结，等待时机。
    还有高阳县，也有五千虎贲卫驻扎在此。若是事情顺利，也可随时驰援……”
    呼……
    随着崇祯皇帝的讲解，众将明显松了一口气。
    他们这才知道，不知不觉间，陛下居然把天下勤王兵马全部调动起来了。
    这和过去三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陛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臣佩服！”
    听完陛下的谋划，陈奇瑜慨然而叹，没有再劝阻了。
    他还能说什么？
    原来陛下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作为臣属，执行圣意就好了。
    怪只怪自己操心过切，不明缘由，就横加劝阻。
    好在陛下并未责怪，否则自己可就难堪了。
    “诸卿听令：厂卫立即潜入张家口，查探具体实情。军中夜不收出动，侦探张家口附近靼虏部署。
    其余人等收拾收拾，时刻待命。”
    说服了众将，崇祯皇帝不再废话，立马下达旨意。
    都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可在崇祯皇帝眼中，却是情报为先。
    如今张家口勉强也算敌后了，没有情报的支持，崇祯皇帝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诺！”
    众将轰然应答，战意滔天各自回去准备。
    此番追随陛下御驾亲征，原本就是下定决心，誓要斩将夺旗，累立功勋，护卫陛下周全。
    如今见陛下安排妥当，更是增添信心。
    眼见勇卫营众将军心高涨，崇祯皇帝欣慰地笑了。
    老实说，断敌后路，确实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最稳妥的打法，当然是按之前商议的，打一路放一路。
    可是如此一来，崇祯皇帝却觉得大明的兵力白白浪费了。
    汇聚在京城附近的各路勤王大军多达二十余万人，每日人吃马嚼，徒费粮食不知几何，殊为可惜！
    也因此，崇祯皇帝这才决定，合理利用兵力。
    陈新甲、高时明、洪承畴所部虽难称精锐，但胜在人多，又不是野战，足以让靼虏喝上一壶了。
    拼消耗，大明完全拼得起。
    随着崇祯皇帝的旨意，大军快速行动起来，厂卫以及军中夜不收分赴各地，刺探敌情并传递消息。
    可以说，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尤为有效。
    为此，朱元璋曾经特意制定律法规定：“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有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
    这一律法的出台，在当时极大的震慑了官僚权势阶级妄图染指盐引谋利的企图，对开中法的实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自朱元璋死后，开中法在大明权贵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眼中，已然成为了他们权力寻租的目标。
    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私盐盛行，权贵等又随意向皇帝奏讨占窝、垄断开中。
    造成盐引的派发量大大超出了盐业的产能允许范围，这迫使大量边地商人空有盐引，却无盐可领，只能在盐场等待新盐的产出。
    有的人需要等待守支数十年的情况出现，这极大的打击了边商输粮支边的热情。
    从而导致开中法的执行变得举步维艰，很难再像洪武、永乐年间那般良好运行。
    明嘉靖十三年，户部给事中管怀里总结了开中法被破坏的危害。
    大明弘治五年，时任孝宗皇帝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纳银领取盐引的办法，即“折色法”。
    从此规定商人们以后不需再将军需运往边镇，只要向国库缴纳银两，就可获取盐引。
    虽然，大明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年之内就为国库增加了百万两白银的收入。
    但是，叶淇对盐政的改革，彻底的改变了大明初年开中法“盐政边政相结合”的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取而代之的是以食盐专卖为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手段。
    这种短视的做法只看到了眼前的财政利益，却没有看到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
    原先得益于开中法的边商，为获得更高的利润，直接建设边镇商屯，促进了边区军需供应充足。
    但折色法的出台，直接将边镇经济发展的基础抽离。
    边商逐步撤出，商屯荒废，边镇军需再度紧张，军费支出大幅提升，大明陷入了更加可怕的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