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的模糊会士》268-278.1982年的两朵乌云

    【在希羽组一看来原本应当在七月份就确定下来的事，结果在九月份急转直下，而事情的全过程竟然以青年同志们意想不到的过程发展下去。
    ——汪星悦，《关于中科院历史遗留问题的希羽组视角报告》（简称《希羽组历史观报告》），1982.9.22】
    1982年9月23日清晨，乔公从“老林”手中接过了汪星悦直接发到乔办的《希羽组历史观报告》
    最终，发到乔公的报告原文如下——
    1928年4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Sinica，本作简称：中研院）院长。
    同年6月9日，在浦江东亚酒楼召开中研院第1次院务会议，标志中研院正式成立。
    1929年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本作简称：北研院）正式成立，留学法国的李石曾首任院长。
    此后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独立于其他机构的中研院与隶属于ROC教育部的北研院互不统属，且后者在事实上成为了与前者为并列的大型综合科研机构（而非李石曾当时提议的“局部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并由被分别视作“留英美派”和“留法派”头子的蔡、李二人在海内外争抢人才等内外因，导致两边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各种冲突。
    因留学国别的不同，民国学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留学集团”，互相之间的矛盾很深，引出种种人事纷争，并因之而对民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不可言说的伤害。
    当时两大国立研究机构中，中研院组成人员基本上是欧美留学生，而北平研究院清一色是留法毕业生。留美学生创建有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社团组织，留日学生成立中华学艺社与之对立，而没有留学经历的“土鳖”们成立中华自然科学社抱成团，这三大综合性科学社团不仅各自为政，而且往往还相互拆台。1920-1921年在中国访问的罗素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
    1936年，与国立清华大学内的学者沟通并不顺畅的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至1937年回国。
    抗战爆发后，中研院各机构由金陵、浦江外迁并在抗战结束后迁回宁、沪。
    1940年3月5日，时年72岁的蔡元培病逝于香江。
    抗战后期，中研院开始筹备数学研究所时，华罗庚一度非常积极参与。他热心地为数学所从美国募集到一些书刊资料。
    1944年初，他曾写长函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陈述他对建立数学所的一些看法，还同数学所筹备主任姜立夫教授交流过想法。
    华罗庚认为一个比较完备的数学所，应当包括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三大部，而每部则包括若干重点领域。但华罗庚对数学所筹备的一番好意，却引来了一些流言，他只好申明自己“不在研（究）所任职以明心迹”。
    1947年3月，已经秘密入党的关肇直成功考取公费留学，赴法国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留学。
    1947年7月，中研院数学所正式成立时，姜立夫被任命为所长，其弟子陈省身为代理所长，当时旅美的华罗庚被聘为专任研究员。
    1948年，中研院首次评议和选举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院士，共有包括华罗庚在内的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3组，开创国内院士制度先河。
    1948年冬，因战争缘故，8名院士以及部分机构的图书和科研设备被ROC方面抢运赴台。
    1949年4月23日，金陵解放；5月27日，浦江解放。
    实际上，民国学界可谓派系林立。不仅因不同留学国别造成留日、留美、留欧之间的派别，国内不同学校毕业也有其派别。时人批评说，在中小学则有某大学派，某师范派，在大学则有英美法德日等派，派别之中，复有以地域而分化为小派别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留英美派”与“留法派”的冲突只是最明显、最知名的一部分。
    派系的权力虽然无形，其影响却超过了校长的权力。
    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冲突的余波仍未消散。
    以上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情况，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情况——
    据《竺可桢日记》记载，出自清华的钱三强起初其实“极不赞同”华罗庚出任所长。但在筹备数学所的过程中，钱三强等人逐步转变了看法。
    华罗庚回国后，很快就有华罗庚想当所长的传言，尤其是从清华大学传出华罗庚“胃口太大”的风言风语，甚至被批判为“政治上的骗子，学术上的商人”。
    1950年12月23日，华罗庚主持中科院筹备处会议，正式推举华罗庚出任所长。
    最晚1951至1952年，华罗庚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人物。由于他曾加入KMT，并受到常凯申的召见，在一些人看来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因而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了很不公正的批判。
    1952年，他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在数学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
    1952年8月起，华罗庚的工资关系转到中科院，与清华大学脱离了关系。
    1954年，中国科学院（本作简称：中科院）成立，下设数理及化学学部、生物学地学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4个学部，并在之后评定了包括华罗庚在内的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
    1957年后，华罗庚在中科院数学所被边缘化。
    期间，关肇直担任数学所的副所长，并兼任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成为数学所和数学界的实权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关肇直长期认为华罗庚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热衷于追求个人名利，是中国数学界的大学阀等等。在学术上，关肇直不仅批评华罗庚从事纯粹数学研究是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认为其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知识老化等等。在这一年之后，两人矛盾公开化，加上本来就对华罗庚有成见的一些人推波助澜，华罗庚的处境日益困难。
    1962年，关肇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内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控制理论研究室，并兼任室主任。
    1963年，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歧视的华罗庚在中科院数学所内申请入党无望，就想辞去所长职务。最终，院领导让他继续当挂名的所长，但同意他把人事关系转到中科大。
    1964年，华罗庚向中科大党委提出入党申请，却再次在中科院数学所党委面前碰壁，三年后再次申请入党仍无结果。
    1960-70年代，华罗庚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期间，有说法称华罗庚曾建议中科院数学所和中科大的部分中、高级科研人员进行费马最后猜想的研究，但未见文字证据，且目前未有证据证明关肇直对此是否知情。
    1970年，关肇直被停职并检查交代问题。
    1973年9月30日，时年92岁的李石曾病逝。
    1974年经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关肇直作出自我检讨后，恢复了所革委会委员等职务。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华罗庚出任中科院副院长。
    为了解决数学所的矛盾，中科院于1979年决定将数学所一分为三，其中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以华罗庚为首的原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为基础组建）由华罗庚担任所长，系统科学研究所则由关肇直担任所长。
    从既往历史来看，此时数学所的矛盾实际上是“华罗庚派”和“关肇直派”的矛盾，更是民国时期蔡元培为首的“留英美派”与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矛盾的延续。
    1979年6月，华罗庚被批准入党，并在1980年1月27日被《人民日报》公开报道。
    1980年1月1日，夏萌改名为“夏希羽”。
    同年，国家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有包括关肇直（数理学部）在内的283人在这一年被增选为新的学部委员，其中50岁以下的学部委员包括了杨乐在内的共六人。
    1980年9-11月，专攻模糊数学研究且在高中期间对费马最后猜想产生极大兴趣的夏希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证明后，就在10-11月期间独自在美国《数学年刊》上以三篇背靠背论文的形式，发表了对费马最后猜想的证明，并在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陆续获得了国内外所有主要数学研究机构以及包括志村五郎、卡尔·西格尔、格罗滕迪克等数学家的一致公认，费马最后猜想被正式更名为“费马大定理”。
    1980年12月，夏希羽创立以模糊数学相关学科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希羽组研究室。
    1981年4月-5月，夏希羽赴法访问兼病假疗养。期间，夏希羽因在费马最后猜想相关的研究中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先后获得了巴黎第六大学、巴黎第九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并秘密会见了格罗滕迪克。
    归国后，夏希羽在1981年6月正式宣布由希羽组研究室希羽组研究所成立。希羽组研究所开办的全部费用除少数外国学者无偿捐助之外，大多由夏希羽以个人的稿费、版税等个人所得承担。
    1982年上半年，以苏步青为代表的七名数学家共同提名夏希羽参选于当年七月颁发的“国家最高自然科学奖”。
    1982年7月，因在“费马最后猜想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华罗庚、关肇直在内的六人被授予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2年7-8月，希羽组研究所多次上诉，未果。
    1982年9月1日，经过夏希羽授意，沈涵曦代表五人会议对外通电，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我们一贯主张在学术交流中探索真理，并解决学术理论上的矛盾。”
    “一部分有关单位在断然拒绝我方多次释放出的善意时，竟煽动部分职工子女、近亲属与社会闲散人员持械向我所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我所别无选择，只有对于这种猖狂的、高度掠夺性的侵略行为进行最坚决的回击，最终迅速结束了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
    “还有一部分有关单位蓄意挑动矛盾，对我所基于科研人员所获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声誉与学术上的客观贡献进行职称评定申请的合理请求，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甚至公然蔑视和掠夺我所的科研成果。上述这些令人不齿的暴行对我所的科研人员造成了巨大伤害，甚至已经在研究所内造成了部分同志的精神状态异常。”
    “为保证我所有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我所将在维持不低于原有待遇的前提下，暂时停止一切现有职称的使用，全部以研究所内部的特聘职称代替原有的一般职称与特聘职称合用之职称制度。同时也不承认研究所外的中国籍科研人员的一切职称，中国籍访问学者的待遇一律按照研究所内部评分标准确定。”
    “上述有关单位及有关人员必须负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的全部责任，勿谓言之不预。”
    1982年9月5日，希羽组收到了来自上级的一封电报，并在这天的五人会议讨论起见在会议室内公开了内容，部分原文如下——
    “……你所现有的职称定级，拟按照如下安排：
    研究7级【8】——水野遥佳（日）、浅野明日香（法）、都铎·斯蒂夫（罗马尼亚）；
    研究8级——夏希羽、秦若华（美）；
    研究9级——沈钢（原高教10级）、李佳悦（SK【9】）；
    研究10级【10】——凌艺洲；
    研究11级——符雨霄、童晓伊。
    其余维持现状。”
    据我所知，所有人看完这张表格后的疑惑都首先在特定的一点：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兼做出了世界领先成果的数学家，夏希羽仍旧只是副教授——甚至不如1976年时的陈景润【11】，与此时的华罗庚、王元更是差了至少3级。
    除此之外，这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夏希羽和希羽组拒绝花大量的精力，去为了菲尔兹奖做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的动员和宣传，只在所有人同意之下，由夏希羽亲自给乔办高教司、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等有关各方分别写信，之后就没有为菲尔兹奖做更多的事。
    会议结束后的当晚，在确定行程人员期间，夏希羽最终否定了夏希羽的北上计划——给出的公开理由是整个行程期间的安全问题。
    实际情况是，我与冯琪诺发现：之前的冲击事件的参与者中，也有人来自部分留法学者的家庭——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留法派”。
    因此，另一份可能随时启动的出行计划被制定完成，并在之后获得全体参与行程人员的全票通过。
    1982年9月中旬，夏希羽配合从樱国接来了一批在政治上遭到打压或者因政治危机而选择离开樱国的数学家，并亲自接待了其中的一部分。
    1982年9月上、中旬，水野遥佳代表希羽组把在组合数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业余数学家陆家义【12】、其妻子张淑琴【13】及女儿们一起从鹿城接到了希羽组，并由瓦格纳为主导，其进行了初步治疗。
    1982年9月21日，夏希羽、沈涵曦邀请克洛伊进行四人会谈，并最终与林晓烨一起在吉斯卡尔德西餐厅会面。
    看完上述正文后，乔公又看到了结尾处“以上为迄今为止的情况，希羽组本月的情况看上去很平静，但夏希羽、沈涵曦等核心成员的愤怒几近溢于言表。”的结语后，这才把整份报告放在了书桌上。
    他摘下眼镜后，对“老林”感叹道：“小夏同志……唉，中科院和中科院的老同志们让他失望了。感觉失望的不只是小夏同志一个人，原因也不只是七月份的颁奖大会，没有我们之前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小林，请你立刻代我去医院探望一下关肇直同志，顺带把报告的最后两页纸外的内容给他看一下，我想了解他的想法。”
    “老林”应了一声，随后立刻执行乔公的指示。
    “小夏同志不仅要领导一个研究所，还要背上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近现代以来数十年年的包袱，实在是太重了，必须要在我去见马克思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最终，抱着上述想法的乔公在思考了近一分钟后，最终在报告的写下了批示：“……加紧推进中科院的改革，不论有多少阻力，不论这些阻力来自于何处，一至两年内必须对类似的严重关切做出回应，彻底丢掉自中国兴办近现代教育以来的历史包袱。否则我们将会给以小夏同志为代表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后辈们留下甩不掉的重大问题。”
    窗外的月色依旧清晰可见，但观测者们都可预见的是，两朵前所未有的庞大乌云会迅速笼罩正片夜空，带来一场雨量不明、伴生的现象与次生灾害不定的显著降雨——一朵名为“历史包袱”，一朵名为“现有利益”。
    而引来这两朵乌云且无法被拦截的催雨弹名字叫——希羽组研究所。
    观测者们目前能达成的共识暂时只有一个——不要站在沟壑纵横、空旷无垠的农田中间，让自己成为最显眼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