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尔同销万古愁－至胡笳
刚出差回来，看了老兄大笔写就的书评，十分感动。有一种冲动想约老兄出来喝一杯，在醉眼朦胧中寻找一种虚幻的现实。
《明》是我的第二篇习作，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作品。酒徒自认为写长篇的本事不大，却无可奈何的把它写成了长篇。随着剧情的展开，酒徒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越来越捉襟见肘。所以，到了现在，每章都成了“骨头架子”，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却没有细节的刻画，如果把细节一一展开，恐怕《明》会更长，那更是酒徒力所不及。
这不是借口与推脱，酒徒如果有时间、能力和胆量作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另一部作品，但是目前，酒徒依然是一个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求说实话的，不会有说实话而惹祸的危险，所以，酒徒在工作中自得其乐。
遗憾的是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觉得愧对读者的厚爱。
写《秦》时，酒徒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不足三万字的《秦》写完。写《明》时，二十万字却只用了半年。酒徒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要停一停，把以前的部分修改一下。
不过，能引老兄这样的思考，酒徒还是要偷偷笑一下，无论你是否赞同的文中的观点，只要你想了，酒徒的目的已经达到。
本书结局很难写成喜剧，这可能让大多数读者失望，原因正如你想的“即便是成功地拉起了班底干革命，那胜利的又将是谁？是天下百姓？还是武氏王朝？即便武安国初衷不改，那他的步将呢？士兵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却都会有如许高的觉悟不想着去做一个荣宗耀祖的开国功臣，却宁愿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蚁民百姓同称一声“公民”？”。
如果将来武安国不当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要失去几乎所有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不当皇帝，就阻挡了别人当宰相和元帅的路，没有了希望，则不会有人和他同生共死。除了最初的几个生死兄弟，可能到头来身边没有更多的追随者。如果武安国当了皇帝，结局更是荒谬，他会现自己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自己用强权推行社会变革时，已经推翻了自己的平等理想。
所以，酒徒写得非常辛苦，进退两难。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在酒徒虚构的时空中，资本已经开始萌芽，规模工业已经诞生。所以酒徒要冒险从西方“偷”来工业革命的引子，水力纺纱、织布机。只要武安国有本事活到这些“雕虫小技”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那一天，他的“催化剂”使命就已经完成。至于感化朱棣，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展方向，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的武器绝对不是枪支！
兄台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我的看法是，官员学习数学，和数字化管理国家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有了一个量化的思维。当新的生产方式展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量化管理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官员才不得不去适应。学习数学，只是为将来打一个基础。
关于侵略，其实在第十六章你已经可以看出，对外扩张，相当于武安国和朱元璋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北平的新兴阶层和朝廷的共同利益需求，所以，隐藏在底下的矛盾在共同目标面前，可以暂时不问。一旦共同目标完成或失去，矛盾就会露出水面。酒徒一直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水下作业”，水面上波澜不惊，水面下漩涡无数。所以本书中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只要到了那一点，就会顺理成章地结束，在结束时，才会让人想起开始。其实前文很多地方，朱元璋已经开始着手为以后做准备，在老谋深算的皇帝面前，无论是郭璞，武安国还是曹振，都是黄口小儿。我不能透漏太多的后面情节，但是，第一回合，武安国肯定会输，输得意想不到，并且无话可说。还是那句话，不要从道德上来评判事物，那样太简单，也太武断。没有正义，获胜的一方总是天使，因为他可以把对方随意地形容成魔鬼。
最后为自己的bug辩解一句，明初的岁入应该是四百万两左右，而不是四十万。
“百姓向你纳税，就等于买了你的保护，当政者收了税，相当于接受了保护百姓各项利益的契约，所以必需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外敌和不良官吏的侵犯，否则就是违约”，跟封建官僚谈社会契约，真的会有人认真在听他说话吗？
如果把这句话说给百姓听呢，百姓会不会明白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如果百姓手握着国家的命脉说，还我权力，封建官僚敢不认真听吗？
资本一旦开始成长，它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这个过程不仅贯串在酒徒的书中，而且贯串了人类展的历史。
历史，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是非善恶，忠实地记录下生的事情，才是信史。
酒徒
2oo4年5月27日凌晨
《明》是我的第二篇习作，也是我一直不太满意的作品。酒徒自认为写长篇的本事不大，却无可奈何的把它写成了长篇。随着剧情的展开，酒徒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越来越捉襟见肘。所以，到了现在，每章都成了“骨头架子”，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却没有细节的刻画，如果把细节一一展开，恐怕《明》会更长，那更是酒徒力所不及。
这不是借口与推脱，酒徒如果有时间、能力和胆量作一个职业作家的话，可能大家看到的是另一部作品，但是目前，酒徒依然是一个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工程师。工程师这个职业虽然辛苦，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求说实话的，不会有说实话而惹祸的危险，所以，酒徒在工作中自得其乐。
遗憾的是在看自己的作品时，觉得愧对读者的厚爱。
写《秦》时，酒徒时间是最充裕的时候，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把不足三万字的《秦》写完。写《明》时，二十万字却只用了半年。酒徒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要停一停，把以前的部分修改一下。
不过，能引老兄这样的思考，酒徒还是要偷偷笑一下，无论你是否赞同的文中的观点，只要你想了，酒徒的目的已经达到。
本书结局很难写成喜剧，这可能让大多数读者失望，原因正如你想的“即便是成功地拉起了班底干革命，那胜利的又将是谁？是天下百姓？还是武氏王朝？即便武安国初衷不改，那他的步将呢？士兵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后，却都会有如许高的觉悟不想着去做一个荣宗耀祖的开国功臣，却宁愿和跪倒在他们脚下的蚁民百姓同称一声“公民”？”。
如果将来武安国不当皇帝，在当时那个年代，肯定要失去几乎所有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不当皇帝，就阻挡了别人当宰相和元帅的路，没有了希望，则不会有人和他同生共死。除了最初的几个生死兄弟，可能到头来身边没有更多的追随者。如果武安国当了皇帝，结局更是荒谬，他会现自己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自己用强权推行社会变革时，已经推翻了自己的平等理想。
所以，酒徒写得非常辛苦，进退两难。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无论结果如何，在酒徒虚构的时空中，资本已经开始萌芽，规模工业已经诞生。所以酒徒要冒险从西方“偷”来工业革命的引子，水力纺纱、织布机。只要武安国有本事活到这些“雕虫小技”所有人都离不开的那一天，他的“催化剂”使命就已经完成。至于感化朱棣，我想你是误解了本书的展方向，或太相信道德的力量，皇帝不是靠感化才退位的，而是在看到不放弃一些权力，将失去自己的所有，才会选择“开明”。社会基础变了，统治者必需适应这个基础，否则就只能被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可以复辟，但制度却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皇室永远失去了以前的种种特权。而民众的权力却渐渐增大。
酒徒以为，民主的建立，不是在人性“善”和“恶”的基础上，这点不敢苟同老兄的意见。酒徒一向不赞成以“善”和“恶”的标准来看问题，因为是学工科的，所以更赞成用“可行性”和“可靠性”来分析问题。西方式民主的优越之处，不在它道义上的高尚，而是它是目前最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方式，他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是目前最可靠的，也是风险性最小的。
同理，中国为什么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要一直占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是最适合农业社会的管理思想。酒徒对儒家，并非天生厌恶，而是在工业社会后，儒家思想必需退出历史，或者，挂着原来的马甲，改变自己的本质而适应社会。如同酒徒在书中写的那样，来一场“复古运动”。其实，西方的现代启蒙，文艺复兴，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是一种新思想借了古希腊的外壳，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和改革之前的基督教，已经完全是两个方向。儒家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不像老兄想的那样，存在东西方壁垒。而是存在时间形成上的差异。所以，儒家思想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砍掉几千年的枝干，从根本上让它长出新芽来，现阶段，很难看到第三条选择。
只有在资本诞生之后，民主才会诞生。所谓平等也好，社会契约也好，如果简单的看，都是商业法则。只有频繁交易时，平等才会被频繁提出，因为没有一个人人遵守的公平交易规程，买卖就无法继续。交易多了，权力和义务也成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交易，履行了义务就可以要求权力，否则，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也就消失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建立，先必需是百姓有了平等的要求。无论什么时代，如果百姓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总是自觉地去维护不平等制度，以期待有一天自己可以爬到上方当“精英”，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
所以，酒徒一厢情愿地选择了在朝廷不管的蛮荒之地，让商品经济慢慢从石逢中探出头来。当社会组成部分从农民变成了工商阶层，你能想像一个皇帝有这个力量让他们退回去吗？你能想像他们能容忍政府随意把他们的财富化为乌有吗？并且，当枪支变成新兴的有产者轻易地可以造出时，精明的朱家父子敢向他们下手吗？即使下手，新兴的军队能服从命令吗？到时候，到底哪一方手里拿的是烧火棍都很难说。在酒徒的构想中，最有力的武器绝对不是枪支！
兄台所说的数字化管理，我的看法是，官员学习数学，和数字化管理国家相去甚远，但至少让他们考虑问题时，有了一个量化的思维。当新的生产方式展起来的时候，才会有量化管理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官员才不得不去适应。学习数学，只是为将来打一个基础。
关于侵略，其实在第十六章你已经可以看出，对外扩张，相当于武安国和朱元璋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北平的新兴阶层和朝廷的共同利益需求，所以，隐藏在底下的矛盾在共同目标面前，可以暂时不问。一旦共同目标完成或失去，矛盾就会露出水面。酒徒一直认为政治斗争是一种“水下作业”，水面上波澜不惊，水面下漩涡无数。所以本书中政治斗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只要到了那一点，就会顺理成章地结束，在结束时，才会让人想起开始。其实前文很多地方，朱元璋已经开始着手为以后做准备，在老谋深算的皇帝面前，无论是郭璞，武安国还是曹振，都是黄口小儿。我不能透漏太多的后面情节，但是，第一回合，武安国肯定会输，输得意想不到，并且无话可说。还是那句话，不要从道德上来评判事物，那样太简单，也太武断。没有正义，获胜的一方总是天使，因为他可以把对方随意地形容成魔鬼。
最后为自己的bug辩解一句，明初的岁入应该是四百万两左右，而不是四十万。
“百姓向你纳税，就等于买了你的保护，当政者收了税，相当于接受了保护百姓各项利益的契约，所以必需保证百姓的利益不受外敌和不良官吏的侵犯，否则就是违约”，跟封建官僚谈社会契约，真的会有人认真在听他说话吗？
如果把这句话说给百姓听呢，百姓会不会明白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只有义务没有权力，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争斗。如果百姓手握着国家的命脉说，还我权力，封建官僚敢不认真听吗？
资本一旦开始成长，它就会为自己的生存而争斗。这个过程不可逆转，这个过程不仅贯串在酒徒的书中，而且贯串了人类展的历史。
历史，并不需要承载太多的功能，没有是非善恶，忠实地记录下生的事情，才是信史。
酒徒
2oo4年5月2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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