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名案》第 25 部分

  和娴泰在电话上吵了将近一个小时。事后达威对他的律师斐尔·伊顿说：“这个女人简直是神经病。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达威·卡兹丁收到贷款账单之前的1月中旬，娴泰用他的名字向“消防队员基金会”保险公司为这栋房子投保了最高额度的火灾险。接到达威的电话后，娴泰遂将房契和保险单上的名字改为弗兰克·麦卡林。此人本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浪汉，娴泰在慈善机构“救世军”做义工时，把他和其他无家可归者从收容所领到家中做仆人。1月下旬，失业的建筑工程师思坦利·帕得逊应聘为娴泰搬家，娴泰让他先把所有的家什拉到附近一个租来的家用贮藏仓库里，然后再分四次运往洛杉矶。
  谎言织就的梦（13）
  1月31日，吉隆尼摩路那栋有14间卧室的大宅，和七年前夏威夷的房子一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消防队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嗅出每一间屋子都被泼洒过汽油。保险公司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房子刚刚易主为弗兰克·麦卡林，但贷款合同上的名字仍是达威·卡兹丁。当保险公司要求与达威面谈时，娴泰和肯尼让弗兰克冒充达威赴约。后来，保险公司以纵火为由拒付赔偿。娴泰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她也不是十分在乎，因为这栋房子即使不烧掉，迟早也会归到琳达和安德鲁名下。 2月的一天，娴泰带着她的私人公证员娜萘蒂·维柯斯基来到洛杉矶附近的圣佛南多谷，达威·卡兹丁就住在这里的格林纳达山庄。她们在街口停下车，娴泰自己躲在车里，让娜萘蒂过去摁达威家的门铃。等达威应声开门，娜萘蒂警告他说：“你必须得缴付那笔贷款。别痴心妄想以为你会赖掉这笔账。” 几天后，当思坦利·帕得逊再次从拉斯维加斯给他们往洛杉矶运家具时，肯尼吩咐他带来了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 1998年2月中旬，娴泰打电话向犹他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订购了一辆林肯高级轿车。已过世的肯·凯梅斯是派克威的老主顾，他曾经从那里买过两辆车。车行老板詹姆·布来科仑也见过娴泰，那是在1993年，詹姆到拉斯维加斯的吉隆尼摩路给肯送第二辆车——银色林肯。这次娴泰要了一辆97年的墨绿色林肯，这是一辆所谓的“回收车”。顾客买回新车后发现有一点小毛病，厂家福特汽车公司把车收回去调好再重新出售，价钱比同类型的新车便宜，而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派克威车行要价3万美元，娴泰杀到28万，再把那辆93年的银色林肯折旧换新，差价是1497350美元。娴泰要车行把车送到贝列尔，那是洛杉矶的一处高级住宅区。2月初，娴泰和肯尼分别用姗娣和墨尼·盖林的化名刚在那里租下了半幢房子，房子的另一半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意大利摄影师丹妮娜·斯卡拉蒙莎。 詹姆·布来科仑不知道肯已过世四年，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和肯谈谈这笔交易。娴泰说：“他在洗澡，没法听电话。”詹姆还是觉得不踏实，过了约摸半小时，他又打电话找肯，娴泰说：“你晚了一步，他刚去机场，要到日本盖一座新宾馆。”詹姆向娴泰要她的地址，娴泰推说这个地方不好找，等车到了洛杉矶再联系，到时候她会详细地告诉司机怎么走。 2月27日，派克威的司机到了洛杉矶后，娴泰让他把车开到巴维列山庄的维尔希饭店与她碰头，她在那里订下了一桌500美元的酒席。席间娴泰交给司机一张威尔士马车银行的1497350美元的支票，还有100美元的现金作为司机的小费。 没几天，詹姆·布来科仑打来电话告诉娴泰支票跳票，娴泰轻松地说：“甭着急，我这就给你寄一张好的来。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喝得太多，写错支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黑色的卡迪莱克，我儿子想要一辆……” 如此来回好几次，到后来娴泰竟然翻脸耍赖，说林肯车漏油等等，派克威车行只好告到法院。所幸的是，他们知道娴泰的真名实姓。 丹妮娜·斯卡拉蒙莎觉得她的两位新邻居怪怪的。比如他们那辆崭新的林肯从来不进自家车库，总是泊在邻居的车道上。再比如那个叫“姗娣”的女人说过，他们的男管家弗兰克·麦卡林是个聋哑人，但后来丹妮娜明明看见他和“墨尼·盖林”说话。有一天，丹妮娜趁四周无人，在一个角落堵住了弗兰克，问他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弗兰克警告她说娴泰和肯尼都是“坏人”，他们在丹妮娜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还说：“别再和我说话，他们知道了饶不了我。” 3月8日，乘两位凯梅斯开车回拉斯维加斯之机，丹妮娜和她的一位“骑摩托的剽悍女友”姬尔·加伦潜入娴泰的卧室，在空调通风口后面安装了一只微型摄像机。 第二天，娴泰和肯尼从拉斯维加斯带回来一个叫肖·利托的汉子，他也是娴泰从流浪汉收容所里找到的。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娴泰的卧室里拷打弗兰克，问他都向丹妮娜说了些什么。丹妮娜后来在录像带上看见，肯尼用双手掐住弗兰克的脖子，娴泰对他拳打脚踢，还指示肖·利托抽他的耳光。肯尼挥舞着手枪威胁说，要一枪崩掉弗兰克的脑袋。娴泰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说如果弗兰克再和外人讲话就割掉他的舌头，等等。 3月13日，星期五。早起肯尼对肖·利托说，今天要带他去达威·卡兹丁家“串串门”，因为“他把妈妈惹火了”。他俩各自带了一套干净的衣裤，肯尼又在林肯车的后厢里放了一箱大号的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电缆胶布和两双黑色耐克牌手套。 到了达威家门口，肯尼让肖等在车里，他自己先进去。肖听见几声枪响，不一会儿肯尼跑出来，叫肖把车后厢里的东西都拿进去。 肖·利托走进屋里，看见达威的尸体蜷缩在地板上，血从后颈项的伤口往外涌。肯尼戴上一双手套，又扔给肖一双，告诉他仔细擦干净所有可能有指纹的地方，收掉一切可能为警方留下线索的东西，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尸体装进一只垃圾袋里，又在外面套上三只，再用电缆胶布裹牢。最后他俩擦掉地上的血迹，换上干净衣服。
  谎言织就的梦（14）
  肯尼到底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他们把尸体装进达威的美洲豹轿车的后厢时，肯尼试图用脚把后厢盖踹严实。他当时穿了一双黑橘色相间的道格马丁鞋。四个月后的独立节周末，当他们在纽约被捕时，肯尼穿的也是同一双鞋。后来，这双鞋和美洲豹后厢盖上的脚印成了本案的关键证据。 离开达威家，肖·利托驾驶着美洲豹，和肯尼的林肯一前一后，沿着405号高速公路向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方向开去。他们从赛普维达大道的出口下来后，先在附近兜了几个圈子，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扔掉一袋衣服杂物，再在机场后面的一条小胡同里把达威的尸体扔进了垃圾箱。第二天上午10点35分，一位捡易拉罐的流浪汉发现了这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 3月22日，娴泰两人从电话上窃听到，丹妮娜向警方报告，说他们举止怪异行踪可疑，要把他们赶走。娴泰和肯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上路，计划先回一趟拉斯维加斯，再取道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一行人尚未离开洛杉矶，弗兰克·麦卡林寻机逃跑，并向警方报告了1月31日吉隆尼摩路的纵火案，后来又协助警方抓到了肖·利托。 “姗娣”和“墨尼·盖林”离开后，丹妮娜·斯卡拉蒙莎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了达威·卡兹丁的驾驶执照、护照等私人证件和文件，还有笔记本和几大张练习签名的纸等等。数月后，娴泰和肯尼的照片随新闻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丹妮娜认出了他们，遂将所有这些“物证”连同那卷录像带一起交给了警方。 娴泰们到了拉斯维加斯后，又从思坦利·帕得逊那里买了几支枪。途经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时，他们又用在犹他州骗车的方法弄到了一辆大型露营车，但很快便被车行追回。4月上旬，二人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附近的威灵顿，在一处叫做“马球俱乐部”的富豪区租住了一套公寓。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里，娴泰和肯尼偷走了几位邻居的身份证件，并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y谋。 娴泰深知，她和肯尼都无权继承凯梅斯家的产业，但转移房地产却不像转移银行资金那么容易，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肯·凯梅斯的名字从契约上去掉。 在老肯尚未离开人世之前，娴泰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有关房地产的法律，其间得到过许多知情或不知情者的帮助和指点。娴泰很快学会了如何起草各种用于房地产转让、抵押和出售的法律文件，她通过熟人从产权鉴定公司弄来空白表格，同时在美国境外的巴哈马、百慕大、瑞士和古巴等地的银行，用假名或第三者的名字开设用于财产转移的投资账户。 娴泰想要弄到手的，仍然是那块让她魂牵梦系的“桑塔马利亚产业”。1994年4月18日，肯去世后三周，娴泰到桑塔芭芭拉市政厅注册存档了一份由肯·凯梅斯签署的转让契约，将桑塔马利亚产业“为了爱与感激”而转让给娴泰。肯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日期是1993年12月23日，即他去世前3个月。不巧的是，契约上的不动产税务编号被写成了117…330…40，而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编号是117…330…60。 1994年5月4日，大概是娴泰发现了这个错误，她又重新注册存档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契约，只不过桑塔马利亚产业的税务编号已改正为117…330…60。 当然，把这块地皮放在娴泰的名下是不明智的，一旦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得知老头子已归西，很容易查出其中有诈。为了把水搅混，娴泰在不同的地方注册成立了若干空壳公司，又起草了许多复杂的房地产文件，将桑塔马利亚产业在这些公司之间转来转去。尽管这些公司都是由娴泰一手c纵的，她却非常谨慎地不让任何人看出自己与这些公司的联系。在市政厅登记存档时，这些公司的总裁或董事长使用的都是第三者的名字，而且通常未经本人同意。 后来在娴泰被捕之后，警方、律师和媒体都非常惊讶，一个从没进过法学院，也没有房地产经营执照的人，是如何把这场骗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一位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在为娴泰诊断后得出结论：“此人绝顶聪明，但心理功能紊乱。” 就在她注册第二张伪造契约的同一天，娴泰自己签署了一份贷款合同书，以桑塔马利亚产业作抵押，从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贷款480万美元。实际上这里面不但没有贷款，当时连阿迦·罕这家公司也没有。一周之后，1994年5月11日，娴泰才用查尔斯·嘉勒格的名字注册了这个空壳公司。查尔斯是老肯和娴泰认识多年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娴泰这次用他的名字倒是征得他同意的。娴泰告诉他此举是为了防止肯的亲属“盗窃”她的财产。查尔斯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总裁、董事长及财务总监。等到后来查尔斯要求将他“除名”时，娴泰又用过好几个名字，包括璐丝·坦尼，她的中学好友，詹姆斯·索罗非，她在巴哈马的按摩师，以及达威·卡兹丁，但娴泰故意给了达威一个巴哈马的地址，还把他姓中的i换成e，所以读出来就成了达威·卡兹登。另外还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 不久，娴泰为“偿还贷款”而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了阿迦·罕公司。用大白话说，就是还不起钱而让债主把地皮收走顶债。值得注意的是，娴泰这次签署的不是正常的“抵押契约”，而是“弃权契约”。两者的差异在于，正常的房地产交易，如转让、抵押和出售，都要由买方或接受方请产权鉴定公司出面，调查卖方或出让、抵押方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地拥有该产业的产权。如果是，则产权鉴定公司会出具一张“产权保证书”，以担保今后买方或接受方不会遇到产权方面的麻烦。有了这纸产权保证书就可以做正常的转让、抵押和出售契约。不过如果买卖双方相互知根知底，则可以做弃权契约，因为弃权契约不需要产权保证书，所以手续简便快捷，省却了诸多的麻烦和费用。但这也容易被某些人钻空子。比如有的房地产本来就有产权纠纷，或是共同产权，或是像娴泰这样用伪造的文件“偷”来的，在出手的时候不希望买方或接受方调查产权，就会使用弃权契约。一般的买主在房地产市场上是不敢接受弃权契约的，因为没有产权保证书，就如同买一件也许是盗来之物，一旦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买方可能血本无归。在娴泰的这笔交易中，所谓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实际就是她自己，而且她当然不愿意产权鉴定公司调查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了弃权契约。
  谎言织就的梦（15）
  办完这笔交易后两天，娴泰又做了第二份贷款合同书。这次是由那位虚构的人物凯文·普雷科特代表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签字，将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获取420万美元的贷款。西伟·那拉森翰即娴泰早年曾对人说起的肯特的教父、印度籍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娴泰被捕之后，桑塔芭芭拉法院受理了由琳达·凯梅斯提出的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诉讼。法院曾专为此案去信西伟·那拉森翰。在回信中，西伟·那拉森翰作了如下的说明和答复：他与肯·凯梅斯第一次见面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肯·凯梅斯正在向联合国兜售印有各会员国国旗的招贴画。后来肯曾介绍娴泰与他认识，他们又见过两次面。有一次，一家保险公司打电话给他说，凯梅斯夫妇在一桩可疑的古董被盗案中使用了他的名字，从此西伟便断绝了与凯梅斯们的来往。西伟·那拉森翰在信中称他从未做过肯特的教父，也从不知道桑塔马利亚产业，或420万美元的贷款，或阿迦·罕国际贸易公司。 娴泰的下一步自然就是由阿迦·罕公司把桑塔马利亚产业抵押给西伟·那拉森翰以偿付贷款。然后，在1997年12月15日，娴泰做的第三份贷款合同书上，西伟·那拉森翰又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向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抵押贷款250万美元。1998年2月4日的第三张弃权契约再把该产业从西伟·那拉森翰的手里转到娴泰在安提瓜注册成立的空壳公司——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 其实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在1996年就已经知道他们父亲去世的消息，但直到1998年娴泰和肯尼被捕之前，这两位凯梅斯的合法继承人都没有搞清楚桑塔马利亚产业的这笔糊涂账。 同时，娴泰也明白自己来日无多，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把这块地皮出手，只有换成现金存入她的海外账户才是最安全的，但苦于找不到愿意接受弃权契约、又不坚持要求产权鉴定的买主。而且地产不是房产，娴泰不可能故伎重演，向保险公司投保之后再付之一炬。万般无奈，娴泰和肯尼只得使出最后一招，用桑塔马利亚产业和另一处容易出手的产业“交换”。他们瞄上了纽约曼哈顿的苏尔曼大厦，因为其业主是一位年迈体弱的独居老太太伊琳·苏尔曼。娴泰冒名“艾娃”从马球俱乐部的公寓打电话订下了苏尔曼大厦的房间。6月初，娴泰和肯尼驾驶着那辆墨绿色的林肯，带着他们刚从佛罗里达的收容所里找来的另一名流浪汉、只会讲西班牙语的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沿着95号州际高速公路北上纽约。 行至新泽西州一片荒郊沼泽地，肯尼让赫舍停车，他兴奋地和娴泰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阵，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对赫舍说：“在这儿扔尸体倒挺不错的。” 到了纽约，他们先住进离苏尔曼大厦不远的圣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们还记得，总看见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围的街区转悠，还看见他和娴泰经常出入于高级餐馆。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盖林的名字搬入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伊琳·苏尔曼的感觉没错，他一直在监视跟踪老太太，还在笔记中详细记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午睡，何时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过电话，特别是，和谁提到过他，等等。 6月30日，肯尼化名安东尼·温，打电话给会计师兼公证员唐·奥其，说他需要公证一份文件，想出高价请唐跟他走一趟。还说是一位旅馆经理向他推荐的唐，约唐先到那家旅馆的前厅碰头。肯尼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先观察一下，看唐·奥其是不是一个人赴约。肯尼从旅馆把唐带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唐看见一位红棕色头发的老妇人坐在床上，她穿戴着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红框眼镜。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本楼的业主苏尔曼夫人。唐觉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写的82岁要年轻得多。 要公证的文件是一份房产转让契约。业主伊琳·苏尔曼将这栋至少值400万美元的公寓楼作价39万转让给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这是娴泰“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娴泰接下来应该再起草一份弃权契约，由大西洋集团公司将桑塔马利亚产业转让给伊琳·苏尔曼。39万美元实际上是两者的差价。 转让契约上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唐·奥其要娴泰装扮的“伊琳”重新签字，他解释说他必须亲眼目睹签字方可盖章。娴泰犹豫了，说她还得再考虑一下。唐·奥其后来告诉警方：“她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说她的驾驶执照和护照都丢了。”唐无法确认乔装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娴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温先生”。 第二天，娴泰冒名伊琳·苏尔曼打电话给另一位公证员诺莉·斯韦尼，请她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做公证。诺莉一进门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摆设和豪华的气派所吸引，她后来承认，她并没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签了字。但是她记得那位拥着绒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娴泰一样。而真正的伊琳·苏尔曼却有一双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娴泰一边打电话让思坦利·帕得逊来纽约，一边给肯尼开了一张购物单，其中列有注s器、医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绳子、一条浴室用塑料布帘等等。
  谎言织就的梦（16）
  和许多犯罪分子偏爱节假日一样，娴泰和肯尼把作案时间也挑在独立节后的星期天。只是万没想到，他们也在这一天y差阳错地永远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娴泰和肯尼在纽约被捕时，警方只向他们出示了犹他州的通缉令。不过两位凯梅斯的律师们却不以为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这次规模不算小的联合行动，仅是为了一张1万多美元的支票。娴泰估计自己大概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罗里达的那宗结伙抢劫案。于是在被收监的第一个晚上，娴泰用她在狱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纸——卫生卷纸——给肯尼写了一张字条。她将条子随身带着，伺机交给儿子。 自从7月7日凌晨那通电话把两起各牵涉到一条人命的案子合二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试图从娴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苏尔曼的下落。初次交锋使老辣的侦探们明白了这对母子有多难对付，无论他们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娴泰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我现在无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计伊琳也许还活着，只是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打动娴泰、肯尼的恻隐之心，帮助救出老太太，没想到这两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根本就无动于衷。 那天办案人员唯一的收获，就是截获了娴泰准备交给肯尼的那张手纸条。其实这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收获，因为条子上那些密码式的缩写和暗语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办案人员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译”出来。比如is（意即“是”）这个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在娴泰和肯尼之间代表伊琳·苏尔曼（irene　silverman）两个词头字母的组合，即缩写。娴泰以为肯尼很快就会出狱，她在字条上关照儿子说，切不可泄漏有关苏尔曼大厦的天机；林肯车里的棕色提箱里有2万美元的现金，把东西取走后再向警方报警说车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踪；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师保管等等。和手纸条夹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palaza43280”。 娴泰没有想到的是，林肯车已经到了警方手中。当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经签发，犯罪现场处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开始彻底搜查林肯。他前后花了整整32小时，其工作之细致，连车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报告的清单。堆放在车后座的重要物品有：一只装电子枪的空匣子，一张4月下旬在佛罗里达购买电子枪的发票，一瓶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一支未启封的注s器，一盒r胶手套，15本笔记本，一台电脑，一副塑料手铐，一瓶防身喷雾剂，一台小型录音机及若干磁带，一套精密监听装置，若干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车辆牌照，一瓶烈酒，一只棕色提箱，内有2万多美元现金，一支9毫米格拉克手枪，几副练习s击用的耳塞，一匣子弹，若干首饰，几张空白的社会安全卡、委托授权书表格和房地产过户表格，一张有伊琳·苏尔曼签字的苏尔曼大厦月租收据，以及和收据夹在一起的几大张练习伊琳签字的纸，一份有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名的委托授权书，两张向纽约市财政局缴纳苏尔曼大厦过户手续费和预付财产税的支票，支票日期为1998年7月2日，金额分别为1500美元和5600美元，一张在拉斯维加斯雇佣l体女佣的合同，此外还有十几顶假发套，其中一顶红棕色的，与伊琳的头发颜色和发型相仿，还有与伊琳物品相似的红框眼镜和睡袍睡帽。 车的后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条两米多长的黑色行李袋。埃德·瓦拉斯一米八的个头，他可以毫不费劲地把自己装进去。值得注意的是，本来放在后厢的备用轮胎和车用千斤顶被挪到了车厢里的司机座和后座之间。看过描写黑手党的著名影片《哥德斐纳》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人打算往后厢里塞尸体。 埃德·瓦拉斯还细心地刷下林肯车轮胎上的泥土，以便通过泥土鉴定分析来确定两位凯梅斯曾去过何处。后来，警方搜寻了所有可能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 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3名私人侦探。 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3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2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谎言织就的梦（17）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撤销）。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22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的证词。 7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子。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人员往往要读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才能悟出内中的含义。笔记中提到的1000余人，警方后来都逐一查对过，或电话联系，或派专人访谈。其中有些人还不止一次。 笔记本上和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列在一起的，还有20多位年老独居的女富翁的姓名、电话、地址、房地产资料和银行资料简略，甚至社会安全号码等。娴泰在伊琳的条目下写着：“伊琳的背景？”“社会安全号？”“电子枪”等字样。最令办案人员惊异的是，笔记本上竟然记有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的直拨电话，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后来的国务卿柯林·鲍尔的家庭电话号码。 等法院签发了允许他们为电脑和手机解密的特别搜查令后，专案组从娴泰和肯尼的电脑里打印出了两英尺厚的资料，其中有两位凯梅斯贮存的若干姓名、电话、地址等，以及他们事先替自己编造好的各种版本的不在现场的说辞。电脑中还存有男性同性恋色情录像。 两位来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手机专家告诉警方，娴泰在7月5日上午11点到11点28分之间一共有过三次通话，地点都是在苏尔曼大厦附近，而不是像她当时在电话上对思坦利·帕得逊说的，在新泽西的花园州大道上。 洛杉矶方面，警方奉命搜查了娴泰租用的贮藏仓库，在那里又找到20多本笔记。纽约方面，寻找伊琳·苏尔曼的工作在更大规模地进行。警方搜查了纽约的三个机场及附近区域，全市所有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三州交界处的家用贮藏仓库，花园州大道和帕里沙芷大道沿途，乔治·华盛顿大桥和塔畔大桥。联邦调查局协助用红外监测器扫描了新泽西州北部的几处沼泽地。警方还向各垃圾公司打听垃圾被运送到的终极地点，然后带着警犬分赴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康涅狄格、新泽西和纽约各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苏尔曼夫人——无论活着或是死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警方能够获得足够有力的人证物证，否则很难以谋杀罪起诉娴泰母子。此时，进展相对顺利的洛杉矶警署已有些急不可待，声称他们有尸体，有目击者——肖·利托，有现场证据——美洲豹轿车上肯尼的脚印等等，要告倒两名罪犯，甚至判他们的死刑都是毫无问题的。但纽约方面仍不愿善罢甘休，以至洛杉矶警署几次三番要求引渡人犯的企图都未能实现。 可以说，案情突破的契机是娴泰自己提供的。 警方后来终于悟出，专案组在7月7日和手纸条一起截获的那张小纸片上所写的“palaza”，是被娴泰误拼的“plaza”，即普拉撒大酒店。但43280这个号码却让办案人员颇费周折。 娴泰被捕后第一次与律师会面时，霍赛·慕尼茨就提醒过她，不得在被当局监控的狱中电话上讨论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事。但一贯我行我素的娴泰却把这一警告置之脑后，她用狱中电话告诉她聘请的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要他替她取“7月5日存放在普拉撒大酒店的提包”。当他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时，尽管律师们一再追问，娴泰坚持说：“包里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些个人物品和两副鬼脸面具。”
  谎言织就的梦（18）
  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 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 “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察，他们要拿走黑包。”拉瑞对着话筒说。 “他们有没有传票？”律师问。 “没有。” 这不成问题。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2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 娴泰经常对肯尼讲：“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3日。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 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 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 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 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径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更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这个律师…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她不但编谎话，而且重复几遍之后，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信不疑。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以换取法官准许设定保释金，或按精神病患者从轻处理，但均被娴泰愤怒地断然拒绝，声称这是对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谈到伊琳·苏尔曼时，娴泰说：“我们没有杀她。我们和她认识，是朋友。但这个老太太有神经病。她的所谓公寓楼实际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踪的头天晚上在楼里开了一个有妓女和嫖客参加的疯狂派对。肯定是其中的某个人把她干掉的。”又说：“伊琳的一个朋友要我来接管这个妓院，因为他认为伊琳不称职。你知道，我干过这一行，20多岁在洛杉矶的时候，为生活所迫。”当问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时，娴泰说：“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电话给我下指示，从没露过面。” 三名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莱思·莱文和西西·马克奈尔的主要任务是，找到7月5日那天见过娴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时间段里，两位凯梅斯不在现场的证据。娴泰列了一张长长的名单，让侦探们去曼哈顿地区的旅馆、餐厅和酒吧逐一查对。侦探们认为，不能用警方通缉令或报纸上的照片请人辨认，否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于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女侦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娴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动。有时候西西假称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这里吃过饭，后来发现丢了一件什么东西让她回来找，问有没有人在那天看见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一位60岁左右的妇人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西西·马克奈尔为此案工作了两年多，每次与娴泰见面她都会得到一张新的名单。西西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娴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死胡同。为她寻找证人就如同大海里捞针。关键是，那海里根本就没有针。”书包　网　。　想百~万小!说来
  谎言织就的梦（19）
  比如娴泰说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有一位俄罗斯女招待在7月5日那天午饭时接待了他们。“她肯定记得我们，”娴泰一口咬定，“因为我们夸奖了她的发式使她很开心，后来又给了她超额的小费。”结果餐厅经理说他们在7月份根本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