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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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迈早晨一到办公室，先是削铅笔；无论有多少电话打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削，他后来解释给我听，这是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马上把铅笔削好，那么就再也没有机会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了解天气如何，然后，用一支刚削好的铅笔，在他放在身边的用人名单的最上面，画一个小方框，在方框内写上天气预报。他还告诉我，这往往会成为不在犯罪现场的有用证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盖，即使魔鬼本人也会被原谅，没有更快地把“名单”们差来差去，而人事部经理亦会被原谅，没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填补空缺。不是吗？但是，他削完铅笔后，为什么不先去上厕所，却马上埋头于电话交换机，这对我来说是个谜。这一点，他后来也向我解释了。总之，一天以混乱、抱怨、便秘、空缺开始。它也是以响亮的臭p、污浊的气味、错位的神经、癫痫病、脑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资、破鞋、j眼与脚病、扁平足、失窃的袖珍书与钢笔、飘撒在y沟中的电报纸、副总裁的威胁与经理们的忠告、口角与争论、大风暴冲击下的电报线、新的有效方法与被抛弃的旧方法、对好时光希望与口惠而实不至的奖金等等而开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战壕，便被机枪扫s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奶酪中的耗子。无人满意，尤其是公众不满意。打电报十分钟就可以打到旧金山，但是也许要过一年，电报才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也许永远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会迫切希望改善美国各地劳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时间里举行会议，我何不派一些潇洒的年轻人去听听威廉·卡内吉·小亚斯台比尔特谈五分钟关于服务的问题呢！福利会的马洛礼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个时候能拨冗听他谈谈被假释的模范囚犯，他们很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当送信人。犹太慈善组织的古根霍弗尔夫人会非常感谢我，假如我帮助她维持几个破碎家庭的话。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为家庭中的每一个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残废。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尔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伙给我，只要我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全都受到过后爹后妈的虐待。纽约市长则很希望我能对持信人专门关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担保——可是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给那位持信人一个工作，这倒是个谜。有人凑近我肩膀，递给我一张他刚写好的纸条——“我什么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维尼弗莱德站在他旁边，穿着的破烂上衣是用安全别针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纯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国人，他是这样说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个克劳人，来自蒙大拿州的克劳人之一。他上一个工作是安装遮光帘，但是他的裤衩里没有p股，太瘦，他羞于当着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两天刚出医院，仍然有点儿虚弱，但是他认为还不至于弱到不能送电报。
  然后是费迪南·米什——我怎么会忘记他呢？他整个上午都排队等候着同我说句话。我从未回过他寄给我的信。这公正吗？他温和地问我。当然不。我模糊记得他从街心广场的宠物医院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医院里当护理员。他说他后悔辞去了他的工作，但这是由于他的父亲，他对他太严格，不给他任何娱乐或户外的乐趣。他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我认为我不应该再同父亲睡在一起，你说呢？我知道，人们说你是一个大好人，我现在自立了，所以我希望……”可靠的老家伙麦克戈文站在费迪南旁边，等我对他做出示意。他要把费迪南赶走——他五年前就记得他，当时他穿着制服躺在公司总部门前的人行道上，癫痫病发作。不，他妈的，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可怜的家伙。也许我会送他去中国城，那里的工作相当清闲。这时，费迪南到里屋去换制服，我又听一个孤儿给我唠唠叨叨地说他要“帮助公司成就大业”。他说，假如我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为我祈祷，当然另外有些星期天他还得向负责他假释的官员报告近况。他似乎没做什么坏事。他只是把人推了一下，这人头撞在地上，死了。下一个：直布罗陀的前领事。写一笔好字——太好了。我请他傍晚来见我——他有些靠不住。这时，费迪南在更衣室里旧病发作。好运气！如果此事发生在地铁里，让人看到他帽子上的号码等等，那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下一个：一个独臂的家伙，因为麦克戈文正请他出去，他气得发疯。“见他妈的鬼！我身强力壮，不是吗？”他大叫，为了加以证实，他用好胳膊抓起一把椅子，把它摔成碎片。我回到办公桌那里，看到一封给我的电报。我拆开一看，是乔治·布拉西尼打来的，他是s。w。营业所2459号前送信人。“我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快退出，但是这工作不适合我的懒散性格，我真的很爱好劳动与节俭，但是我们很多次都不能控制或克制我们个人的自尊。”
  开始，我热情很高，尽管上下都有压力。我有想法，就付诸实施，不管副总裁满意不满意。每隔十天左右，我就要受一通训斥，说我太“菩萨心肠”。我口袋里从来没有钱，可是我花别人的钱很大方。只要我是老板，我就有信用。我逢人便给钱；我给外衣、内衣、书，什么多余了，我就给什么。要是我有权，我会把公司都给那些可怜的废物蛋的，省得他们来烦我。要是有人问我要一角钱，我就给他半个美元；要是有人问我要一个美元，我就给他五个。我才不管给出去多少呢，因为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可怜家伙要容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不幸集中在一起，我希望再也不要看见这些了。所有的人都很穷——他们一直穷，而且将永远穷。在可怕的贫穷底下，有一团火焰，通常很小，几乎看不见。但是它在那里，如果有人胆敢朝它吹口气，它就会蔓延成一场大火。我经常被敲打，让我不要太宽厚，不要太动感情，不要太慈悲。心要狠！不要讲情面！他们告诫我。我对我不能给他工作的人，我就给他钱，如果我没有钱，我就给他香烟，或者给他勇气。但是我给！其效果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没有人可以估量一件好事、一句好话的结果。我淹没在感激、良好祝愿、邀请及令人柔肠寸断的小礼品之中。如果我真正有权，而不是多余的人，天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我可以把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作为基地，来把一切人道带给上帝；我可以同样改变南北美洲，还有加拿大自治领。我手中掌握这个秘密：要慷慨、仁慈、耐心。我做五个人的工作，三年中几乎不睡觉。我没有一件完整的衬衣，我往往羞于向老婆借钱，或者挪用孩子的积蓄。为了早上能有车费去上班，只能在地铁站诈骗瞎眼的卖报人。我各处欠了这么多的钱，就是工作二十年也还不清。我掏富人的腰包补给穷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今后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还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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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第二章（3）
  我甚至创造了奇迹，阻止了雇用人员的流动，没有人敢想过这样的事。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我的努力，反而拆我的台。按照上级的逻辑，是工资太高了，人员才不流动。所以他们就削减工资。这就好比将桶底踢穿。整座大厦在我手上坍塌了，倾覆了。他们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坚持要立即将缺口补上。为了将这打击缓和一点，他们明确表示，我甚至可以增加犹太人的百分比，可以不时雇用一个瘸子，只要他还行。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而所有这一切，他们以前告诉我，都是违反法规的。我怒不可遏，干脆照单全收。我还会雇用野马和大猩猩呢！只要我能唤起他们一点点必要的智能，足以送送电报就行。几天前，下班时只有五六个空缺。现在有三百、四百、五百个——他们像沙子一样流走。妙极了。我坐在那里，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大批雇用他们——黑鬼、犹太人、瘫子、瘸子、刑满释放分子、婊子、疯子、流氓、白痴，只要有两条腿，手里拿着电报，什么样的c蛋玩意儿都行。各个营业所的经理吓坏了，我却乐不可支。想着我正在制造什么样一个臭气冲天的大杂烩，我整天乐呵呵的。投诉者从全市各地蜂拥而来。业务瘫痪了，阻塞了，窒息了。一头毛驴也会比某些被我套在制服里的白痴更早到达目的地。
  新的一天里有了最好的事情，这便是招收了女送信人。这改变了这儿的整个气氛。对海迈来说，这尤其是天赐良缘。他把他的交换台搬来搬去，为的是能够一边把那些“名单”支使过来，支使过去，一边可以看着我。尽管工作增加，但他永远兴致勃勃。他笑眯眯地来上班，整天都笑眯眯的，如同在天堂里一般。一天结束时，我总有一张五六人的名单，值得一试。我们耍的花招就是让她们上钩，答应她们有工作，但是先要免费干一次。通常请她们吃顿饭是完全必要的，以便要她们夜里回到办公室来，让她们躺在更衣室的包锌桌面上。有时候，如果碰到她们有舒适的寓所，我们就把她们送回家，在床上干。如果她们喜欢喝点什么，海迈就带瓶酒来。如果她们很好，而且真的需要钱，海迈有时候就会亮出他的钞票，扔下一张五元或十元的票子。我想到他身上带的钱就垂涎欲滴。我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因为他是这里收入最低的人。但他总是有钱，无论我要多少，我总能拿到手。有一次我们偶尔发了一次奖金，我就一分钱也不差地统统还清海迈的钱——他很惊喜，那天晚上就领我到戴尔莫尼哥去，在我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要给我买礼帽、衬衣和手套。他甚至暗示，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到他家去搞他老婆，但是他又警告我，她眼下卵巢有点儿问题。
  除了海迈和麦克戈文以外，我有两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做助理。她们经常晚上陪我们去吃饭。还有奥马拉，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刚从菲律宾回来，我让他当了总助理。还有斯蒂夫·罗美洛，一头大公牛，我把他留在身边，以防遇到麻烦。还有奥洛克，他是公司的侦探，每天结束时他来向我报到，然后开始工作。最后，我增加了另一个人员——克伦斯基，一位年轻的医科大学生，他对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病理学病例十分感兴趣。我们是一班快乐的人马，结合在一起，都不惜一切代价来c公司。一边c公司，一边c我们可以看见的一切，只有奥洛克除外，因为他要维护某种尊严，而且他前列腺有毛病，对下身运动已兴味索然。但是奥洛克是个好人，慷慨大方，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他经常邀请我们晚上去吃饭，我们遇到麻烦，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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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第三章（1）
  这就是几年以后“落日处”的状况。我富于人性，富于这样那样的经验。在我清醒的时刻，我就做笔记，打算以后一旦有机会来记录我的经历时派上用场。我等待着喘口气的时间。然后碰巧有一天，因为某种胡乱的疏忽，我受到训斥，副总裁无意中甩出一句话来，令我耿耿于怀。他说，他想见到某个人来写一本关于送信人的霍拉修·阿尔杰霍拉修·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末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译者式的书，他暗示，也许我可以来做这件工作。我愤愤不平地想，他真是个傻瓜，同时又很高兴，因为我暗中渴望要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写出来。我暗想——你这可怜的傻瓜，你就等着吧！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从我手上经过的大队人马，那些男女老少，看见他们哭泣，恳求，哀求，乞求，诅咒，啐人，骂娘，威胁。我看见他们留在公路上的足迹，看见躺着不动的货运列车，看见衣衫褴褛的父母，空空的煤箱，污水横溢的y沟，渗着水珠的墙壁，以及在冰冷的水珠之间发疯似的飞窜的蟑螂。我看见他们跌跌撞撞走路，就像缩成一团的侏儒，或者仰面倒地，癫痫大发作，嘴巴歪扭，唾沫飞溅，手舞足蹈。我看见墙壁倒塌，害虫像长了翅膀的y体一般奔涌出来，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坚持他们铁一般的逻辑，等待着这一阵风刮过去，等待着一切都被弥补好，等待着，心满意足地、舒舒服服地等待着，嘴上叼着大雪茄，两腿翘在桌子上，说事情暂时出了问题。我看见霍拉修·阿尔杰式的英雄，一个有病的美国人之梦，他越爬越高，先是送信人，然后是经纪人，然后是经理，然后是主任，然后是总管，然后是副总裁，然后是总裁，然后是托拉斯巨头，然后是啤酒大王，然后是南北美洲的大亨，财神爷，神中之神，泥土中的泥土，天堂的虚妄，前前后后有着九万七千位小数的零。你妈的，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你一幅十二个小人的图画，给你没有小数、没有任何进位数的零，给你十二条踩不死的蛀虫，正在蛀空你这座腐朽大厦的基础。我会让你看看，在世界末日后的第二天，当所有的臭气都已清除掉的时候，霍拉修·阿尔杰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我这里，得到救助。除原始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代表加入我的劳动大军阵营。除了阿依努人、毛利人、巴布亚人、维达人、拉普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伊戈罗特人、霍屯督人、图瓦莱格人，除了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格里马尔迪人、亚特兰蒂斯人，我有天底下几乎每一种人种的代表。有兄弟俩，现在还热衷于太阳崇拜，还有两个聂斯脱利派教徒，来自古老的亚述世界；有一对来自马耳他的马耳他孪生兄弟和一个来自尤卡坦的玛雅人后代；有一些来自菲律宾的小黑兄弟和一些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人；有来自阿根廷大草原的人，有从蒙大拿来的流浪牛仔；有希腊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捷克人、西班牙人、威尔士人、芬兰人、瑞典人、俄国人、丹麦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乌拉圭人、巴西人、澳大利亚人、波斯人、小日本人、中国人、爪哇人、埃及人、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的非洲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德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大批意大利人和大批犹太人。我只有过一个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法国人，他只坚持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有过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切罗基人，但是没有过爱斯基摩人；我见过我决然想像不出来的名字，我见过书写有楔形文字，直至中国人那种老练而漂亮得出奇的书法。来向我求职的人中，有的曾经是埃及学学者、植物学家、外科医生、金矿工人、东方语言教授、音乐家、工程师、内科医生、天文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市长、州长、监狱长、牛仔、伐木工人、水手、偷采牡蛎者、搬运工人、铆工、牙科医生、外科医生这里的“外科医生”同上文重了，但原文如此。——译者、画家、雕塑家、管子工、建筑师、毒品贩子、为人堕胎者、白奴、潜水员、烟囱修建工、农场主、服装推销员、捕猎手、灯塔管理员、拉皮条的、市参议员、上议员，总之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们全都穷困潦倒，来乞求一份工作，挣些烟钱、车钱，争取一个机会，万能的基督呀，仅仅是一个机会！我见识到并认识了一些圣徒，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圣徒的话；我见到并同放纵和不放纵的学者谈过话；我听那些肠子里燃着神圣之火的人说过话，他们可以说服万能的上帝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却说服不了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副总裁。我牢牢地钉在办公桌旁，我也以闪电的速度周游世界，我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是饥饿、羞辱、无知、邪恶、贪婪、敲诈、诈骗、折磨、专制，人对人的不人道：枷锁、挽具、笼头、缰绳、鞭子、踢马刺。感觉越敏锐，人就越倒霉。人们穿着那些讨厌的廉价服装，让人看不起的、等而下之的服装，走在纽约街头，像海雀，像企鹅，像牛，像驯养的海豹，像有耐力的骡子，像大公驴，像蠢笨的大猩猩，像正在咬上悬空诱饵的驯顺的疯子，像跳华尔兹舞的耗子，像豚鼠，像松鼠，像兔子一般在街上闲逛，许多人都适合统治世界，适合写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当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些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彻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小黑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玷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物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修·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个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个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写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译者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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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第三章（2）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员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病——贪杯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了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士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小伙子有一天从附近走进来，问他要一张空白表格。送信人戴夫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不喜欢这小伙子要空白表格的方式，就告诉他应该礼貌些。为此他挨了一个大嘴巴。他又唠叨了几句，接着就挨了重重的一下，打下的牙齿被他咽下肚子里，牙床骨被打断了三处，但他仍然不知道闭上他的嘴。这个该死的傻瓜，竟跑到警察分局去投诉。一星期以后，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打瞌睡，一帮无赖闯进来，把他打了个稀巴烂。他的头被打破，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煎蛋卷。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保险柜洗劫一空，把它来了个底朝天。戴夫死在送往医院的半道上。他们在他袜子里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五百美元……。然后是克劳森和他的老婆莱娜。他申请工作时，他们是一起来的。莱娜手上抱着一个小孩，他手上牵着两个。是某个救济机构让他们来找我的。我让他当了夜间送信人，这样他便可以有固定的薪水。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有点儿不对劲，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擅离职守，因为他要向他的假释主管人作汇报。然后又来一封信说，他老婆拒绝同他睡觉，因为她不想再要孩子。他请我去看他们，设法说服她同他睡觉。我到他家去——意大利居民区中的一间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一个疯人院。莱娜又怀孕了，大约已经七个月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喜欢睡在屋顶上，因为地下室里太热，也因为她不愿意让他再碰她。我说现在碰不碰也无所谓了，她只是看着我，咧开嘴笑。克劳森参加过战争，也许毒气把他搞得有点儿精神失常——不管怎么说，他嘴上正吐着白沫。他说，如果她不离那屋顶远远的，他就打碎她的脑袋。他暗示，她睡在那里是为了同住在顶楼的送煤工调情。听到这话，莱娜又一次不快地咧开青蛙般的嘴笑了笑。克劳森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在她p股上。她怒冲冲地跑出去，把小家伙们也带上了。他让她永远别回来，然后他打开抽屉，c起一把柯尔特手枪。他说，他留着这把枪以防万一。他还给我看几把刀子和一根他自己做的铅头g棒，然后他哭了起来。他说他老婆把他当傻瓜。他说他为她干活感到恶心，因为她同附近的每个人睡觉，那些小孩都不是他的，因为他想要小孩也要不了。第二天，莱娜出去买东西，他把小孩们领到屋顶上，用那根他给我看过的g棒，把他们的脑浆都打了出来。然后他头朝下从屋顶跳下来。莱娜回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当时就疯了。他们不得不让她穿上拘束衣，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讨厌鬼舒尔迪希，他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他差点儿被打死，所以才认了罪；然后便是单独监禁、饥饿、拷打、性反常、毒品。当他们最终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描述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三十天，描述了那种释放前的痛苦等待。我对这样的事闻所未闻，我认为人类不可能经得住这样的痛苦而活下来。他虽然取得了自由，但却被一种恐惧纠缠着，害怕他会不得不去犯罪，又被送回到监狱。他抱怨他被跟踪、盯梢，一再地跟踪。他说“他们”正在诱惑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是一些探子，盯他的梢，被人收买来把他送回监狱去。夜里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他耳朵边轻轻低语。他无力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先已对他施了催眠术。有时候，他们把毒品放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同时放上一把左轮手枪或刀子。他们想让他杀死某个无辜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他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夜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大把电报，四处奔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警察跟前，请求把他关起来。他记不清自己的姓名、地址，也记不起他在为哪一家营业所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反反复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又一次拷问他。突然他蹦起来，像疯子一般喊叫——“我坦白……我坦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一桩又一桩罪行。他连续讲了三小时。突然，在令人痛苦的交代中，他一下子停住，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像一个人突然醒过来一样，然后，用只有疯子才能有的凶猛劲头，一下子窜到房间另一头，将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墙上……我简要地、仓促地叙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从我脑海里闪过；我的记忆中充满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有无数张脸，无数个姿势，无数个故事，无数次坦白交代，都交错叠合在一起，就像某个不是用石头而是用人的r体建起的印度寺庙，它的惊人外观在旋转着。这是一座梦中的巨大建筑，完全是由现实建造的，然而又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人类之谜被包容其中的一种容器。我的思绪又转到了诊所，我无知而又好心地把一些年轻的人送到那里去接受治疗。我想不起用任何富有灵感的形象来比喻这个地方的气氛，只能用希洛尼姆斯·博斯希洛尼姆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译者的一幅油画来说明。画中描绘的魔术师，像牙医抽神经那样，在医治着神经错乱。我们的开业医生所有的那些骗人玩意儿都在那位温和的性虐待狂身上神化了。他依据法律上充分的有效性和法律的默许管理着这家诊所。他很像卡里加利卡里加利：一部前苏联影片中的人物。——译者，只是他没有那顶圆锥形帽子。他自以为懂得腺体的神秘调节机制，自以为拥有中世纪君主般的权力，却忘记了他加于别人的痛苦。除了他的医疗知识外，他简直是一无所知。他着手于人体的工作，就像一个管子工着手于地下排水管的工作一般。除了他抛入人体内的毒药外，他往往诉诸于他的拳脚。一切都取决于“反应”。如果病人木呆呆的，他就冲他大喊大叫，扇他的脸，掐他的胳膊，将他铐起来，踢他。如果相反，病人精力太旺盛，他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变得加倍狂热。他的病人有什么感觉，对他无关紧要；他成功地获得的任何反应，都只是调节内分泌腺作用的法则的表现或例证。他的治疗目的是使病人适应社会，但是无论他工作有多快，无论他是否成功，社会却正在造就着越来越多不适应环境的人。其中有些人十分不适应，以至于当他使劲打他们嘴巴，以便获得大家都知道的反应时，他们作出的反应是来个海底捞月或朝下三路飞去一脚。的确，他的大多数病人诚如他所描述的，是早期罪犯。整个大陆崩塌了——现在仍在崩塌。不仅腺体需要调节，而且滚珠轴承、盔甲、骨骼结构、大脑、小脑、尾骨、喉、胰、肝、大肠、小肠、心脏、肾、g丸、zg、输卵管，所有该死的部件都需要调节。整个国家无法无天，暴力、炸弹，恶魔。它弥漫在空中，气候中，一望无垠的风景中，横卧着的石林中，侵蚀着岩石峡谷的泛滥河水中，十分遥远的距离中，非常干旱的荒漠中，过于茂盛的庄稼中，硕大的水果中，唐吉诃德式气质的混合物中，乱七八糟的迷信、宗派、信仰中，法律、语言的对立中，气质、原则、需求、规格的矛盾中。这个大陆充满着被掩埋的暴力，大洪水以前的怪兽尸骸，绝种的人种，被裹在厄运中的神秘。气氛有时候十分紧张，以至于灵魂出窍，像疯了一样。有如雨水一般，一切都倾盆而至——要不就根本不来。整个大陆是一座巨大的火山，火山口暂时被活动画景所掩盖，这活动画景一部分是梦幻，一部分是恐惧，一部分是绝望。从阿拉斯加到尤卡坦尤卡坦：地名，在墨西哥湾。——译者都是一回事。本性支配一切，本性战胜一切。到处都是同一个基本冲动，要杀戮，要蹂躏，要掠夺。从外表看，他们似乎是优秀强健的种族——健康、乐观、勇敢，可他们已败絮其中。只要有个小火花，他们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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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回归线》第三章（3）
  就像经常在俄国发生的那样，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跑来，突然好像被季风吹了一下清醒过来。十有八九，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人人喜爱的人。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就像一匹有蹒跚病的马，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当场将他s杀。和平放出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杀戮欲。欧洲定期通过战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