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 5 部分

  对自己当乡干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非常适应。他不愿跟上级一起喝酒，不是他不尊敬领导，而是他不喜欢喝酒，他在村里也从来不许村干部请他喝酒，他吃两碗干饭，喝一碗菜汤，再来个辣椒炒j蛋，心满意足。其实，郑天良这种认识还是有些个人主义的，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也不让领导喜欢喝酒，在喝酒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谁服从谁的性质。郑天良到五十岁的时候悟出来了，但悟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郑天良听了县委的决定后，坐在很不踏实的沙发上，头上冒出了涔涔细汗，他开始为自己辩护：“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我的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让我到东店去，我想不通。”
  陈书记笑了，他说：“小郑呀，你的成绩摆在那儿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没有人说你的工作是不行的，正因为你工作上具有开拓精神，所以才让你到东店去开创新局面的，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
  于部长接着陈书记的话说：“这是干部正常交流，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全县二十八个乡镇今年交流六个乡镇一把手，明年还要交流。”
  郑天良在组织的面前总是心虚的，他所能说的话连他自己都知道是强词夺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马坝的建设蓝图还没有完成，全乡消灭耕牛，全面实现耕种机械化要到明年四月才能验收。”
  陈书记说：“我知道你对马坝是有感情的，县委也是充分考虑过这件事的，上次从省里学习回来，县委尊重了你个人的意见，让你回到了马坝。但你在马坝已经干了十一年了，正因为政绩显著，所以组织上必须将你交流出去，而且要给你压担子。”
  郑天良听到压担子，心里就有些酸酸的，他想既然承认政绩显著，组织上要是给我压担子就该让我去县里当县长，而不是再去继续当乡长书记，这就像一个民间的接生婆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接生，无论换多少村，也不能算作是妇产科医生，更谈不上医术高明。
  于部长看郑天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就严肃地说：“干部交流是我们党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要说你了，就连省长书记、八大军区司令员还能对调呢，怎么你就不能交流不能对调呢？”
  郑天良哑口无言，他看到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纷乱如麻，如同他此刻糟糕的心情。郑天良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振作起精神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在组织面前永远是缈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对组织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逐步理解。郑天良对这一朴素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
  陈书记递给他一支烟：“这就对了嘛，年轻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机，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到东店干出样子来，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星期将工作移交一下，下星期我亲自送你去上任。我对年轻干部向来是爱护的。”
  郑天良看到陈书记如此厚爱有加，就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陈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
  郑天良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他容易冲动，也容易被制服。这就像一头牛一样，发作时勇猛，一揉p股或一举鞭子就驯服了；而狐狸却正好相反，郑天良年轻时缺少狐性。
  小县城虽然也是照耀在党的阳光下，但党的阳光漏掉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不知从哪一天起，县城小旅馆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妓女和第一个嫖客，等到“三豹子”控制全县餐饮娱乐市场的时候，县城里的人就有了一些很不严肃的顺口溜，叫“挣钱靠胡来，当官拼后台，没有胡来和后台，等于自己被活埋”，黄以恒县长听了这些顺口溜后非常恼火，要求公安局迅速侦查并将“胡来”的人都捉拿归案，可法制社会要想抓一个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卖y嫖娼越打越猖獗，范围已经从车站延伸到了县委招待所“蓝湖宾馆”，而关于“后台”的传说，主要就是指黄以恒是靠梁邦定当上县长，梁邦定已经升任市委书记，因此县里人都说黄以恒很快就要接陈书记的班出任合安县委一把手，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马上就要当上县委办主任，甚至有可能进入常委。黄以恒一次在全县科局级干部会上说：“用什么人以及如何用人的问题，我们党是有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的，古有‘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一说，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几方面来选拔任用干部，而不是什么后台。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科局级干部，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更不能说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论，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我们都是党和人民把我们选拔到一定的职位上的，要说有后台的话，我们的后台是党，是人民群众。”
  中国的老百姓都喜欢把后台看作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有后台的，总统当选后，内阁部长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哥们姐们，而且都是总统自己公开提名，很正常。我们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当然应该有权自己选拔自己的下级，更何况还有组织考察群众评议这一关，你真是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想当个乡长也是不大可能的。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上级必须选拥护上级的人，听上级话的人，怎么能选成天跟上级对着干的人呢，要是那样，工作还能干下去吗？“后台”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难听，但实际上“后台”在中外古今都是客观存在的，从稳定大局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高度来看，“后台”应该换一个称呼，即“同心同德的组织保证”，但这样说有些拗口，所以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后台”。
  郑天良本来是去“兔子不拉屎”的东店乡任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的文都已经下发了，因为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视察指导工作，而且指名要到马坝乡调研，这才使得郑天良柳暗花明、时来运转。
  县城的大街上提前三天开始整顿市容，城建局吴成业副局长负责带领市容委进行道路整治，小摊贩在魏副书记考察期间一律不准在大街上摆摊，马车、驴车不许进城，县消防队晒水车一天早晚两次沿街晒水。吴成业找到黄以恒说：“城边上市容委跟拉着驴车进城卖菜的老百姓打了起来，大街上一个摆混饨的摊子的老汉不愿收摊子，先跟市容委小宋吵，然后就将一锅汤扣在了小宋头上。小宋已经住进了医院。”黄以恒看了吴成业一眼，发现这个人始终还像当反革命那会一样，脸上一片枯萎的颜色，衣服穿得像叫花子。黄以恒反将了他一军：“你是市容总负责，你有什么好办法？”吴成业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我认为还是放他们进来，让他们摆摊，现在这样做，太形式主义了。”黄以恒说：“我不跟你讨论这件事的性质，如果我让公安局来管这件事，你这个管市容的城建局长有何感想？”黄以恒的语气很温和，吴成业却说：“我反对这件事，也管不了这件事，你看着办吧！”黄以恒明知故问地说了一句：“我们是行政学院的同学吧？”吴成业说了一句：“是。”黄以恒说：“是同学就行。就这样吧。”吴成业没听懂黄县长的意思。他有些胡里胡涂地离开了县长办公室。
  第二天公安局开始上街执勤，到中午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被抓了起来。省委魏副书记抵达合安县的时候，合安县大街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街两旁还摆放了许多鲜花，电线杆上飘扬着一些旗子，只是街道两边楼房上破旧的窗子和窗子上早晨刚挂出的裤头和r罩忽视了清理，因而整个县城看上去就像一个年龄偏老的村妇抹多了口红一样，有些滑稽。魏廷旺副书记根本就没看到这一切，他是由市委书记梁邦定陪同坐小车前来考察的，四辆小车在一辆警车开道下像一串鱼一样迅速滑进了县委大院。
  县委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站在县委办公楼下一字排开，按职位高低迎接省委魏副书记。魏副书记下车后微笑着跟大家一一握手，大家都感到魏副书记的手无比温暖，然后尾随着魏副书记来到县委会议室。
  魏副书记在首长的位置上刚刚落坐，就有从宾馆抽来的漂亮的女服务员迅速将魏书记自带的茶杯里恰到好处地倒满了水，与此同时，另一个服务员递上了一条热乎乎的新毛巾给魏书记。这两个基本动作按规定必须在八秒种内完成，可昨天晚上练了好半天，还是要花十一秒，黄以恒给市委梁邦定书记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梁邦定书记在电话里命令黄以恒：“八秒就是八秒，必须严格完成。开水烧开后，再降至八十四度，不然茶叶会烫老了。”
  魏副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再搞什么警车开道了，老百姓会有意见的。”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批评等于表扬，所以没有人感到压力，在接待上级的时候，宁愿做过，不能做漏，除了郑天良这个兽医出身的农民干部外，一般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黄以恒解释说：“我们主要是想保证您的时间，没有其他意思。”大家都点头称是，每个人脸上都弥漫着无比景仰的微笑，笑意粘在嘴角上久久不愿离去，这持久的凝固势必造成了笑的僵硬。
  他们都打开了笔记本，先写上时间地点，再写上一行“省委魏廷旺副书记作工作指示”。然后全神贯注地准备聆听。
  魏廷旺副书记照例先是表扬了合安县委县政府在市委的领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肯定了县委县政府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班子，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是一个能打硬仗的班子，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班子。”所有的笔在笔记本上紧张地记录着，安静的会议室里沙沙的钢笔声就像蚕在吃桑叶时一样勤勤恳恳。魏廷旺副书记特地强调了马坝乡跻身全省“十强”乡镇的典型，他说：“我这次来主要就是看一看马坝的乡镇企业，农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要发展乡镇工业，走集团化、规模化的路子，要打好乡镇工业这张牌，关键是观念和思想认识要到位，转变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理解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郑天良的这一观点我是赞成的。”
  说到这里，正在记录的梁邦定书记、黄以恒县长、还有县委陈书记、县顾委的金主任等都不自觉地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很迷惘地看着魏书记，他们弄不清怎么在这么一个场合提到了郑天良，还把郑天良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来强调，从魏书记的口气看，似乎郑天良跟魏副书记经常有联系的，迷惘和困惑的表情在会议室里由此及彼。魏书记却不动声色地继续就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谈到干部队伍的建设时，他说：“现在选人的标准，不能只看到他是不是听话，而要看到他是不是有思路，是不是有能力。要把一批年轻的具有改革精神的同志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不要对年轻人求全责备，要看本质，要看主流，我看黄以恒同志干得就很不错嘛。”黄以恒的心里一阵激动，在记录这句话时，居然将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他手微微一颤，将“黄以恒”字写成了“黄以我”。
  魏廷旺将头转向梁邦定：“郑天良这个年轻人，有思想，有能力，这样的同志要用起来，要放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我看他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老梁呀，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做好传、帮、带，要多培养一些年轻人。以后退下来，老百姓能把我们称为‘伯乐’，盖棺论定足矣。”梁邦定连连点头，他在别人不经意中擦了一下自己额头的汗。
  此时的郑天良正在吴成业家里喝茶，他已经移交了工作，准备去东店乡上任，他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感。吴成业给他茶杯里加满水：“有的人因为能力强而提拔，有的人恰恰是因为能力强而不能提拔，关键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郑天良猛喝了一口水说：“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些，怎么当了几年反革命，就不敢说话了。”吴成业用脚踢开郑天良扔在面前的空烟盒：“我说得再明白，你也听不明白，你是官场的糊涂虫。我告诉你，也许你只适合当一个乡村兽医。”郑天良火了：“我他妈的马坝乡成为全省十强乡镇的第六位，不是我干出来的，难道是我吹出来的吗？厂房、数字、利润明摆在那儿嘛。”吴成业说：“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乡村兽医是可以办好几个厂子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郑天良每次都被吴成业诋毁得分文不值，但他喜欢吴成业的这种尖刻，这就像一个酒鬼既恨酒精又渴望酒精刺激一样，郑天良本来就是一个锋芒毕露的酒鬼。吴成业说：“我倒觉得，你也只有在乡镇长的位置上能有所作为，如果你换一个位置的话，还不如去当一个乡镇长，甚至还不如去当一个乡村兽医。所以我觉得县委把你交流到东店乡去，客观上对你是一种保护。”郑天良说：“p话！”
  正在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一头冲了进来：“郑书记，黄县长到处找你，赶快走！”说着就动手来拉郑天良，郑天良挥开宣中阳的手：“小宣，急什么急？过两天我会去找黄县长谈工作的。”宣中阳满头大汗：“黄县长叫你陪省委魏副书记一起去马坝调研。”郑天良无动于衷地坐着慢慢地喝茶，他说：“我不去，我已经将马坝乡的工作都移交了，难道我还要回马坝反攻倒算不成？”宣中阳说：“是省委魏副书记要你一道去的。”郑天良说，“这就更不能去了，你就跟魏副书记说东店乡书记郑天良不想去外乡镇检查指导工作。”宣中阳说：“我不敢说。”郑天良说：“有什么不敢说的，出了问题我负责。”
  宣中阳将郑天良说的话向黄以恒作了汇报后，黄以恒又去悄悄地对市委梁书记嘀咕了几句，他们两人的脸色在不经意中变了，经紧急低声耳语磋商，黄以恒跑到魏副书记面前说：“魏书记，郑天良去南京出差了。”
  魏廷旺说：“什么时候回来？”
  黄以恒迟疑了一下说：“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魏廷旺说：“那叫他晚上到宾馆我房间来一趟。”
  当天晚上，梁邦定和黄以恒将郑天良先请到县委办公室，黄以恒给郑天良递了一支烟，郑天良无中生有地说了一句：“黄县长的‘中华’烟还是软壳的。”黄以恒点点头笑了笑，算是答话。梁邦定示意郑天良坐下来，郑天良落坐后，梁邦定说：“我还不知道你要去东店乡，县里的安排看来是有些不妥的，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有魄力，能力强，具有改革精神，又参加过三梯队的学习班，要动就应该要提拔，怎么能还到另一个乡镇去呢？”梁邦定批评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县委县政府是怎么搞的？”黄以恒说：“干部主要是党委管，在郑书记的安排上，我是有个人看法的，这可以从常委会记录中看到，具体的情况，我不便多说。”
  郑天良当时有些热泪盈眶了，他既感动，更多的是委屈。他没想到梁邦定书记如此关心他的政治前途，而且还不合时宜地在下级面前尖锐地批评了县委的错误决定，他在复杂的心情中有些理不出头绪来。等到他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后，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谈话也许与魏副书记有关，但有什么关系，他不得而知。于是，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有梁书记的理解，我无论到哪个乡镇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我会做好本职工作的。”
  梁书记摆摆手：“你是在我手里送到省行政干部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我对你的政治前途当然是要负责任的。我初步的意见是由你出任合安县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跟小黄搭档。你们是同学，年龄相当，又都很有事业心。将你们安排好了，我也就可以退了。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具体安排，还得要跟县委陈书记协调一下。”梁书记这话说得很像自己人，所以也就显得很诚恳很隐私的样子。
  郑天良愣在那里，眼睛里目光涣散，他对这个意外的反应，如同受到了一次打击，震惊远远大于欣喜。他听到了县城里有许多只急得直跳的老鼠在寻找粮食，还闻到酱菜的味道在城里四处蔓延，这是一种非常荒诞的感觉。
  梁邦定说我先走了，你们再聊一会儿吧，梁邦定似乎不知道魏副书记要找郑天良，很随意地走了。黄以恒在梁邦定走后，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在宾馆等你呢。我带你去吧！”
  郑天良说：“不用了，我们认识，上次我在省里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时……”他很不放心地看了黄以恒一眼，下面就没再说下去。
  郑天良走进“蓝湖宾馆”的一个套间里，外面的秘书先向里间通报，过了一会，郑天良看到了梁邦定书记从里面出来了。梁书记对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说了一句：“魏书记在等你。”
  郑天良跟魏廷旺的会面很简单，他们先是聊起了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的精神如何实施，然后就说起了郑天良那篇文章中的内容，并谈了对马坝乡的认识，魏廷旺说通过一天的调研，马坝乡除了改革的胆识和勇气外，还有一个可贵的品质就是风气正。他并没有谈到郑天良安排的事情。
  魏书记在那次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上之所以认识了郑天良，是因为几年前他在《江淮文论》中看到了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记住了郑天良的名字，魏书记在翻会议代表名单时无意中看到了郑天良，就让工作人员找来见一下。那次在会上见面其实是相当草率的，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中午散会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在赶着去吃饭，会议工作人员将郑天良带到魏廷旺书记面前，魏廷旺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郑天良？你的文章我看过，很有思想。”然后就象征性地跟郑天良握了一下手，郑天良紧张得正不知说什么好，魏书记已经走了。郑天良会后都忘了这件事，甚至都记不起来魏廷旺的名字与相貌之间的关系了，那次会议去了很多书记省长，那年代电视少看的更少，他将名字与人经常对不上号。
  魏廷旺结束考察调研后一个星期，郑天良出任合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以恒一次在闲谈时对郑天良说：“魏书记对你一直很关心，所以这次来合安，我跟梁书记谈到你到县里来工作，他非常支持。”
  郑天良笑了笑，未置可否。
  县政协杨主席一次在院子里碰到郑天良，他说：“魏书记在会上把你的话当作是最高指示一样来传达，可见你们的关系肯定不是一天了。小郑呀，还真看不出来。”
  郑天良同样笑笑，不作正面回答。他曾经对许多人说过：“魏书记跟我只有一面之缘，只说过一句话。”对方都说：“你这样否认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怕我们沾你光，是不是？”郑天良越否认就越说不清楚。
  在黄以恒等县委县政府成员面前，他已经没有必要避讳他和魏廷旺之间的私人关系。
  有一点，他告诫自己，他进县政府是来干事的，不是来做官的。
  7
  将妻儿老小搬进县委大院的时候，这一年夏天已经来了。县委大院南边是三层的办公楼，北边是宿舍区，二十几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县委大院里树很多，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泡桐饱经沧桑，就像一个老革命家一样，撑出一大片浓荫，铺天盖地，让郑天良这些革命后代们坐在树下乘凉。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耿天龙手里提着鸟笼子正在院子里跟笼中的鹦鹉对话，耿天龙教鹦鹉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带进屋里，给我沏上茶，递上烟，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聊天。他指着鸟笼子里的鹦鹉说：“教它讲‘反腐败’，没一个星期，会说了；而‘为人民服务’教了三个多月了，它还是跟我说‘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这个星期我就不给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道，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高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县城人口一万人不到，五条千米商贸大道全部开张只能是有场无市的结局，城建拆迁重建资金更是无法落实，而在这个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小县城建十个亿元企业更是异想天开。县长办公会上，黄以恒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天良说：“这是大跃进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黄以恒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马坝乡已经接近亿元了，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用五年时间还没有四分之一能赶上现在的马坝吗？同志们再想一想，五条商贸大道建成后，筑巢引凤，两年免税，三年减税，提供优惠政策，乡镇和外地的商贩们还不来吗，可以提前发售商铺，将资金先拿过来建设，这叫借船下海借j下蛋。十个亿元企业，我们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许多新项目在等待开发，我们到省里跑资金，到银行去贷资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错过了机会，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的重托。说句心里话，干不出成绩来，我们这届政府对上对下对自己都交待不过去。老郑，你说呢？”
  黄以恒在郑天良任副县长后，改称郑天良“老郑”，以前称“郑书记”，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是对郑天良没有提拔的一种安慰，现在则没有必要了。郑天良将没抽完的烟按进烟缸里，烟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紧凑了起来，他说：“作为讨论意见，我发表的是个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过前，要找专家权威充分论证，我们除了热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专业论证的无知和盲目。”
  其他几位副县长都说，黄以恒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是我县未来五年方向性的发展规划，他们都很圆滑地说：“专家对规划的论证是可以的，局部的细节在专家指导下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整体的发展框架不应该有什么变动。”
  黄以恒听到其他副县长的态度和立场基本比较鲜明，也就很民主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七五规划还在讨论过程中，你的一些意见还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走弯路和多交学费。有些问题，私下我再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样？”
  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y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g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g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g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去告这帮贪官污吏！”
  郑天良总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几句：“你先回去，等情况弄清楚后，不管是谁的儿子在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我叫他吃进去再给我吐出来。你的彩电问题，由我来负责落实。”
  段老用g子顶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几天？”
  郑天良说：“如果确有其事，明天。”
  段老说那我就看你的行动了。
  郑天良感到有点窝火，他跑到黄以恒那里气冲冲地说：“段老彩电的事，你给他一个交待不就行了，将球踢到我办公室，让我一大早上班就挨骂了个狗血喷头。”
  黄以恒笑了笑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骂就骂几句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去一支烟：“商业局这一块是你分管的，彩电计划的事段老找你并没有错。中午省计委周处长来考察黄淮海农业开发计划，你也参加一下吧。”
  郑天良被黄以恒温和而简练的回答呛住了。回到办公室，他让政府办打电话找耿天龙立即到他办公室。
  商业局耿天龙局长不知道郑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进郑天良办公室的时候，还开了一句玩笑：“几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说过，合安县的未来一定是你们这些少壮派的。”
  郑天良绷着脸嘴里喘着恶气，他没让耿天龙坐下，手指耿天龙头发稀少的脑袋：“有你这样混帐的商业局长，合安县是没有未来的。”
  耿天龙见郑天良出言不逊，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郑县长一大早吃枪子了，火气这么大？”
  郑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枪毙了，你给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应的事拖两年，你这是什么作风？”
  耿天龙一听这事，笑了起来：“我当是天蹋下来呢，这还不容易，我明天给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电去。这个老革命是文盲，不识字，你不要跟他计较。”
  郑天良还是不让耿天龙坐下说话，耿天龙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郑天良对面的椅子上，他在郑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出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子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部门，我家小强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点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点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子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高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配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部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出现，指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管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管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出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乱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感，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马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形式出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马坝乡，他只是提出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出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做出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
  郑天良看电视并不把看内容作为目的，而是劳累之后的心理放松，他喜欢自己闭目养神的时候，电视上有一些噪杂的声音造成一种闹中取静的效果。妻子周玉英经常叨咕说什么时候买一台彩电呢，郑天良先是说钱还不够，然后又说科学证明了彩电对人的眼睛伤害很大，不能看。妻子说，不能看，那为什么要造彩电为什么人们又打破头抢着买彩电呢？郑天良不搭话，他头歪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屋里弥漫着腌咸菜的味道，她从马坝油厂调到县废品回收公司后，特别留恋马坝全乡种菜的生活，于是她在县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对旧生活的顽固记忆，家里坛坛罐罐里都是各种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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