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第 3 部分

  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r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x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n就撒n。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g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g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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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04（2）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j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婊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d，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d。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d，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d，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x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d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s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g、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g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g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g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g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g事一起“讲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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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04（3）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r、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g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g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g，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g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g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赶拢咭怀毒捅怀痘乩戳耍晃矣窒癖灰桓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g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jp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g，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g。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rj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g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g——专g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g好事，专g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g。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g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j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他当时还让他那个长得比一颗倭瓜还难看的老婆切了两根黄瓜和一根胡萝卜给我们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学校那间小宿舍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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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04（4）
  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r！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dd的下水道，教育专g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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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05（1）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j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c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g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r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g部，一位“以工代g”，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g什么？”我说：“不g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r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r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r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j部照会苏联外j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我方也派五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去苏方国土上走二十步，苏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我对柳如眉讲完这番话后，十分严肃地对她说，我捏了你的r头，相当于苏军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r头，相当于我军战士走得那二十步，有个捍卫主权的问题。于是柳如眉顺从地捏了我的r头。她应付差事般捏完后，又想捡起床上那本《大众电影》翻阅，我却要求她给我扣好衬衫纽扣。我对她说，苏军走了二十步后，第二天经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扫帚后退着将两行脚印打扫g净。我方走完二十步后，也拿着大扫帚后退着将脚印打扫g净。扣纽扣相当于后退着打扫脚印，马虎不得。
  那次见面后，柳如眉和我的关系发展十分顺利。结婚后她对我说：“第一次见面你提出解开我衬衣看一看时，我觉得你这人很流氓，本来已经决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却说出那么一番有趣的话。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r房后，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让我觉得你这人挺老实的，反倒让我爱上了你。”
  我调到玻管局不久，即像当年翻阅柳如眉的衬衣一样翻阅《水浒传》。翻阅的结果令我沮丧：我是玻管局的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而我的奋斗目标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个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我们玻管局的全称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我们紫雪市的紫东县和紫北县，建国初发现一种宝贵的矿产资源，叫石英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于是市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厂，简称“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马建设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厂，简称“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准备上马“三玻”，成立起一个紫雪市第三玻璃厂筹建处，任命了一名副处级筹建处主任姬飞，并拨出三百万元前期费用。三百万元前期费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们紫雪玻璃原本占据的北方市场大片丢失，就像当年的蒋委员长一样，打一仗丢一大片地方，最后一直退到宝岛台湾。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紫雪玻璃已丢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场。本来紫雪市的许多用户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发了一个紧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户必须使用紫雪玻璃，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g预，才保住了紫雪这个小小的市场。两个玻璃厂产品大量积压，工人纷纷下岗。我调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产放假，三玻筹建处解体，姬飞调到局里任行业工会主席。
  《背叛》05（2）
  一玻和二玻兴盛的时候，我们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个局中是最牛的一个局。那时我们玻管局g部流动非常快，当一两年科长，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担任党委副书记或者副厂长。五十年代我们玻管局有一位年仅二十七岁的政秘科长，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厂长，两年后任厂长，三十二岁时调局里任副局长，三十五岁时任局长，三十八岁时任市委副书记，四十一岁便担任了我们紫雪市的市委书记，四十六岁时任副省长，五十岁担任了省长。紫雪市市县两级机关的不少g部都知道我们玻管局是出过一个省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玻管局被称作紫雪市的“党校”。
  那时我们局的辉煌表现在方方面面，并常常在一些细微处显山露水。市政府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摆一溜儿小牌，最中间是市长的名字，两边依次是几位副市长的名字。主席台下面前三排是局长席，第一排最中间那个小牌上永远是我们玻管局局长的名字。左右两边依次才是其他局长。那时我们局长脾气大在市政府大楼里是出名的。市长护着他三分，副市长则让着他三分。局长“耍脾气”在开会时表现最明显，想去了就去，有时会开始了，他才端个茶杯走进来，坐到第一排最中间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永远为他空着。别的局长开会很少有人敢迟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钟进会场。只有我们玻管局的局长可以迟到早退——有时他开一会儿会，突然抬腕看看手表，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端个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长的威严在市里是有名的，别的局长若迟到了，看到讲话的是市长，在门外探头探脑不敢进去，即使硬着头皮蹑手蹑脚走进去，也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市长。前三排的局长席若从主席台上看下去，就像齐刷刷摆着三排麻将牌，哪一张“牌”缺席，主席台上的人一目了然。有时会议开始了，市长在讲话间隙突然会扫一眼缺席的某张“牌”，询问市政府秘书长，某某局长g啥去了？迟到的某某局长此时正在门外着急的抓耳挠腮，听见市长点名更不敢进去了，可不进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军官长，在门外团团转。只有第一排中间那张“牌”——即我们玻管局局长，即使常常空着，市长仿佛也看不见。有时甚至会为我们局长打圆场，说：“这个王强国（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长），又为工作忙去了，真是个工作狂！”说着便扭头对秘书长说：“下去给王强国同志说一下，工作再忙会还是要参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长中，那时没有人与王强国局长攀比。凡是市长亲自召开的会，没有哪个局长会派副局长出席，除非局长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强国局长与众不同，几乎相当于有那种“外j豁免权”，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个副局长去。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玻管局的历任局长，无一例外全部提拔担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很多重要县的县委书记，在下面转一圈后，一般都会回到玻管局担任局长。g一两年，便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全市包括各县甚至一些乡镇的g部都知道，只要担任了玻管局的局长，不出两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因此，玻管局长向来是被当做市级领导看待的，难怪没有哪个局长会与玻管局长攀比。
  当时的玻管局长基本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老虎团”的团长，多少任师长都是从老虎团团长的位置提上去的。别的团长必须先当老虎团长，然后才能当师长。如同红军长征时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只有从桥上经过，才能到达目的地。又好比长跑运动员转着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长位置就是接近终点那条冲刺的白线。别的局的局长在起跑线上起跑后，跑数圈或者数十圈后才能跑到白线位置进行最后冲刺。比如一个林业局长，调到甲县任县长，再调到乙县任县委书记，然后才能到达这条冲刺线的位置——担任玻管局的局长。
  阎水拍局长七十年代初期任市里的统计局长，当时是市政府最年轻的局长。阎水拍局长曾专门查过那位后来当了省长的玻管局长的简历：省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是三十五岁，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也是三十五岁。省长的生r在三月，阎水拍局长生r在九月，就是说阎水拍局长担任正县级局长时的实际年龄比省长升到这个级别时还要小半岁。可就因为省长三十五岁时担任的是玻管局局长，阎水拍局长担任的是统计局局长，以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长”担任玻管局长之后，历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而阎水拍局长担任统计局长之后，历任丙县县长，丁县县委书记，戊县县委书记，再然后才担任玻管局局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假设阎水拍局长和那位省长都是三十五岁时在江西创立革命根据地，那么那位省长就是毛泽东，阎水拍局长就是张国焘。毛泽东带红一方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张国焘却不知带红四方面军跑哪儿去了。
  虽然张国焘犯了错误，可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许世友等人，最后又大都回到延安，跟着毛主席g革命。阎水拍局长也是这样，虽然“长征”时走了弯路，回到“延安”的时间晚了一点儿，可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挪到了玻管局长这个制高点上。正当他猫着腰准备冲刺的时候，一玻、二玻垮了，几千工人动辄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玻管局长的地位一落千丈。市里开会的时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间去了。在市政府的诸多局长中，玻管局长原本是喜欢使小x子的林黛玉，现在顿然变作逆来顺受的花袭人，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背叛》05（3）
  玻管局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返。只有当工人上访的时候，市委书记和市长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部门。市委书记对市委秘书长说：“赶快叫阎水拍来一下，他这个玻管局长是怎么当的？”秘书长忙打电话叫阎水拍。阎水拍便急忙带上陈奋远和姬飞坐车往市委或市政府赶，有时也带朱锋和牛望月。当然每次都有赵有才，赵有才哈着腰跟在阎水拍后面。阎水拍局长若是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赵有才就是这辆小汽车的后备箱。阎水拍局长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种汇报材料全在这个后备箱里，阎水拍局长要什么，就伸手在后备箱里取什么。不过阎水拍局长从未带过余宏进。局里的同志都知道，这两个人一向是方枘圆凿，n不到一个壶里。阎余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个对眼儿的两只眼睛，一只眼睛朝这边张望的时候，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那边张望。
  有一次阎水拍局长去解决上访问题，竟被一个妇女吐了一口唾沫。这个妇女指着阎水拍局长鼻头骂：“你这个老滑头，每次花言巧语把我们骗回去，便丢下不管了！承诺给我们解决这问题，解决那问题，p一放就啥事也没了！你说你说话是不是约等于放p？！”
  被这个妇女大庭广众之下羞辱这件事对阎水拍局长刺激很大。直到几年后我调到局里工作，一次闲谈时对我说起这件事，阎水拍局长脸上还气咻咻的，并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当时急忙拎起热水瓶给阎水拍局长的水杯里添满水，并且显出一脸愤怒的表情诅咒那位妇女：“真是个泼妇！”随即又安慰阎水拍局长：“这种泼妇你根本没办法跟她讲理！”然后又说：“当时其他人哪儿去了？如果我在场，怎么说也要抢先一步挡在阎局长您前边，和那泼妇理论！”我这样表白时，刚显得有点平静的阎局长复又气咻咻地说：“那次是姬飞和赵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围攻，他俩倒不知跑哪儿去了？赵有才这家伙，平时能说会道，可一和上访工人对话，舌头就不知被谁咬了一截，真是那种苗而不秀的银样镴枪头，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玻管局成为市政府众多部门里一个垂手侍立的小丫环，阎水拍局长自然再无可能升任市委副书记或副市长。退而求其次，去竞争那个市政协副主席，又像关云长一般败走麦城。阎水拍局长从此对市里主要领导有了一肚子气，工人再上访时便不再出面，随便打发一个副职去。后来副职一个个也不愿去了，只能由赵有才主任出面应付着。赵有才主任一个人有时不敢去，便带上冯富强。我调来之后，又顺手扯上我。每次去应对上访问题，赵有才主任就让我走在最前边，他跟在我后面。就像当年那些贪生怕死的国民党兵，缩着脑袋跟在美制坦克后面向我阵地冲锋。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很快成为局里的一辆坦克，抵挡那些上访工人s来的唾沫。
  《背叛》06（1）
  在我们玻管局这间大办公室里，共有九个同志在一起办公。赵有才主任单独一间办公室，就在阎水拍局长门对面。我们玻管局这栋办公楼是一栋东西向的楼，阎水拍局长的套间在东边，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在西边。阎水拍局长的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后一步仍然含情脉脉四目相“望”。而我们这间大办公室和赵有才主任的办公室则像一个人的两只眼睛——总在一个平面上，一只难以看到另一只。
  夏天的时候，阎水拍局长将薄薄的白s门帘一挑，喊一声：“有才！”赵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应着，弓着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转眼之间就蹿进了阎局长办公室，像一只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会儿他从阎局长办公室出来，就会走进我们这间大办公室。阎水拍局长若是一个人的一只胳膊，赵有才主任便是另一只胳膊。阎水拍局长那只胳膊摆一下，赵有才主任这只胳膊就会赶忙跟着摆一下。而赵有才主任若是一个人的一条腿，我们大办公室里的九个同志就是另一条腿：赵有才主任向前迈一步，我们就赶快得跟着向前迈一步。
  赵有才主任走进大办公室时，腰比进阎局长办公室时要直起来一些。他站在门口扫一眼，便会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则是阎局长刚才j办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派一个人随市里的某某检查组到各县检查工作。事情布置完了，赵有才主任的目光会从门口开始，在每张办公桌上挨个逗留。见谁不在办公室，他就会问：“冯富强哪儿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没来？”或者“怎么不见鱼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诉赵有才主任：冯富强被某某副局长叫走了，李小南打开水去了，鱼在河刚出门，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即使某个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会找个借口为他（或她）打掩护，体现了同志们之间的团结友爱。
  赵有才主任问一圈，和蔼而友善的目光最后在大办公室溜一圈，出门到他办公室去了。我们不妨随着赵有才主任的目光，将这间大办公室再次打量。
  一进门第一张办公桌是冯富强。冯富强的打字室在四楼，那间房子小一些。那间房子是这栋楼上最小的一间。局里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议论过，五十年代建的楼就是奇怪，别的房间都一般大，只有这一间特别小。就像一个英雄的母亲，生下的孩子个个高高大大，最后却生出一个小矮人，怎么也长不高个儿。这间小房子里放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一台复印机，一把椅子，一张床，再就放不下一张办公桌了。于是冯富强就将他的办公桌放到下面三楼的大办公室来。局里办公条件比较紧张，冯富强一只鸟儿占两个窝，同志们就有意见。小牛和小马曾联袂给赵有才主任反映过，应该让冯富强将办公桌搬到四楼去。冯富强说，搬到四楼往哪儿放？莫非把打字机抬楼道里去？小牛和小马对赵有才主任说，打字机当然不能抬出去，但应该把那张床抬出去——他冯富强放一张床在办公室g什么？除了六位局级领导的套间里有床，哪个办公室放着床？他冯富强莫非是局级领导？
  几个驾驶员中，小马笨嘴拙舌，不善言词，平时被小牛撺掇着，跟小牛去领导面前嚼点儿舌根搬弄点儿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说，小马是肚子里裹枣核解板儿——没有几句，只是给小牛做个伴儿壮个胆儿垫个背儿。即使跟着小牛到赵有才办公室反映冯富强多占办公室的问题时，也站在后面只负责眨眼睛，很少说话，可说一句出来却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说冯富强将床放在打字室，是想“g坏事”。为了补充和印证他这个观点，后面又憋出一串儿话。他说，有一次冯富强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让李小南坐在床上，两人头挨在一起说话儿。还有一次冯富强下班后，都晚上了，将一个女人（非法定配偶）带到打字室。不信你们去问老乔，那个女人那天十二点过后才离开，老乔开的门。小马那天为揭露冯富强，差不多把平时一年说的话“预支”完了。那天他说的带有总结x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之冯富强那张床上常坐着女人！”
  冯富强听到这些话，很生气，向来晴朗的脸上蒙上了y云。小虎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正在赵有才主任那儿，见冯富强气呼呼地走进来了。那天冯富强金刚努目，眼睛瞪得比j蛋大，对赵有才主任说：“我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来了不坐床上让她坐地下？陶小北还在我床上坐过呢！咱局里哪个人没到打字室来过？这个拿来一份文件，那个拿来一份报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们就得坐床上。莫非让他们像延安时期听党课那样，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张床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