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传》第 17 部分

  的成就。他既不贬低他们的胜利，也不把它看作是纳粹党的失败，相反，他对这两个“敌”党击败了德国温和的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一事，好像很高兴，虽然高兴得有点奇特。与他的同志们不同，元首觉得，政治前途甚为光明。
  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伯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
  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100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
  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x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
  几个评头论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x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
  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唯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
  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莱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s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x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
  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
  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j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平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它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x的，而不是生产x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唯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品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
  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j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
  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伯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品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y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他可能是在说他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x极小。”
  他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第九章　家人去世
  1928—1931（1）希特勒贯彻其新思想初期的努力是由他的代理人作的。在柏林，约瑟夫·戈培尔在新近竞选中失败后，正全力以赴，力求使党重获青春。1928年夏，他一连为《抨击》写了3？文章，企图讨好投票赞成左派的工人。他用共产党的语言攻击说，资本主义的工人“已不再是活人，不再是创始者，不再是创造者。他已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号码，变成了没有知觉或目标的工厂里的机仆人。”
  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尊严，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在短得出奇的期间内，戈培尔就取代了斯特拉塞尔在北方作为招募工人的主要人物的地位。这样一来，很明显，便给元首除掉了一名政治对手。希特勒对戈培尔此举非常高兴，批准了他的社会主义路线，将《抨击》改为双周刊。还让编辑当了党的宣传部长。
  在政治上，希特勒有时能谅解人。如果先前的对手有悔改之意，元首便有可能奖赏他。这是他将债务变为资产的方法。在粉碎了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企图后，希特勒让他负责党的重建工作；而斯特拉塞尔成功地集中了治理权，成了纳粹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由于他和戈培尔的努力，到年底，党员人数增至10万左右。
  为了巩固在北方取得的成果，希特勒于1928年11月16r来到了柏林，并在体育馆就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问题发表演说。由于赤s分子可能捣乱会场，希特勒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卫。他的卫队是由经过挑选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年龄在18至20岁左右，个个誓死保卫元首。他们称自己为党卫军，简称为ss。听众约有1万人，大部分人从未听过希特勒讲演。开始时，他的话并未产生多大反响。问题出在新扩音系统上。例如，站在后厅的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就听不清希特勒在说些什么。德尔默只听见，希特勒在劝德国人勿吃柑子。在写下了“狂想分子”四字后，他便离开了大厅。由于扩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将麦克风关掉，大声演讲。几分钟后，他平息了赤s捣乱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会场，控制了广大听众。“谁要是在德国人民面前挥舞拳头，我们就强迫他当我们的兄弟”他说。接着，他又提起了民族堕落这个妖怪。“伟大国家的民族劣化已经开始了。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是血统——的黑人化正在大步发展。世界已被平民化。个人的价值正在下降；群众意识已明显地战胜伟大领袖的思想。只要人数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觉得喉咙发紧。一个多小时来，他的声音都是出来的。他觉得自己已精气力尽，“眼看就要倒下”便连忙结束讲演。“我们反对数字的主意，也反对群众的狂语。我们要让优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对有些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有10万。只有领袖一人的权威才有意义。这10万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骗。”
  这是磁对于物质的胜利。“希特勒演讲时”戈培尔在评论这次演讲中说，“他的话有如磁吸铁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们只能成为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于：他对运动，因而也是对德国的狂热的忠贞信赖。”
  1个月后，在柏林大学与学生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记者路易斯·罗兹纳也目击了同样的现象。“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完美的演员。当摄影机镜头对准他时，他装作没有看见似的，认真地与和他形影不离的鲁道夫·赫斯j谈；随着摄影机继续转动，他便煞有介事地动笔挥写，好像在写演讲提纲似的。演技真是出s。”
  罗兹纳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轻的追随者们，一个个听得如痴似呆。“我离开会场时，心里在想，这个人的演讲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既夸口说大话，又慷慨激昂，还捶胸顿足，可他如何能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们如此着迷？我想，这么多人中，总有人能发现他的逻辑上的明显缺憾的。”
  这些着迷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埃尔伯特·斯卑尔。此人是工学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参加的，无奈学生们一再敦促，只好前来。他原以为希特勒会身穿军装，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蓝西服，显出一副绅士派头。他的一切都说明，他既通情达理又谦逊可亲。”
  使斯卑尔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讲有点不很流畅，他也有点胆怯，好像在讲历史课一样。“在我看来，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对派的宣传曾使我相信，他是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是个演讲起来又喊又叫，还指手划脚的狂热的军人。听众的掌声并未诱使他头脑发热。”
  希特勒的胆怯消失后，他的演讲变得既引人又具有说服力。与众人一样，他觉得周身热乎乎的，完全给迷住了。“任何怀疑和保留都被一扫而光。”
  （2）党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从表面上看，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证明党已恢复元气，也是献身于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证据，但是，在工作会议上，党的组织却需要撑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学生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入党的官僚机构的办法，取悦德国的中产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职能机构。在允许戈培尔和斯特拉塞尔将工人争取过来的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老军人和资本家商人身上。因为他明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他是永远不能上台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于戏剧x的——他公开与极端民族主义的老军人们，即钢盔团和右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德国电影和报纸大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反对接受美国人宽宏大量的战争赔款新方案（即“青年计划”从表面上看，希特勒这一着棋是自杀x的，因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随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双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将到来的关于“青年计划”的全国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证明其判断之正确。
  与此同时，他和党都在享受与工业界“联姻”所带来的经济好处。希特勒在布里恩纳大街购置了一座三层楼房——“巴洛宫”作为党的全国总部；9月初，他从那间苦行僧式的房子迁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时髦的街区。房子共有9间，整整占了二楼一层楼，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他还将堤埃希大街的房东赖舍特太太和她的母亲达希斯太太带了过来。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现已成为他的财产）但她却允许女儿吉莉（已21岁）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学医。他对吉莉的感情未变，但关系已变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s；另方面，他却在公开追求她——但小心谨慎。偶尔，人们可以看见两人公开出没在剧院或他最喜欢的赫克餐馆——傍晚他常在此处开会。
  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他对吉莉是如此迷恋，以致“常常围着她的p股转，眼中含着痴情，装出热恋的样子”她常诱使他与她一起上街购物。他向霍夫曼供称，他讨厌“吉莉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地挑选料子，还认认真真地与女售货员聊天，一聊就是半个多钟头，然后，觉得没她中意的，便空手步出店门。”
  希特勒明知每次购物必然会发生此种情况——但“每次都像一头温顺的羔羊跟着她。”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是一位严格的舅父。他将这位生x活泼爱动的姑娘的社j活动局限于饭馆，啤酒馆内；偶尔也让她上剧场。在她的苦苦哀求下，即使让她参加忏悔节舞会，条件也是苛刻的：必须由梅克思·阿曼和霍夫曼陪同，且必须按指示于晚11时前回来。霍夫曼警告说，这些限制使她极不高兴，但元首却回答说，他有责任对外甥女严加看管。“我爱吉莉，我可与她结婚。”
  可是，他又决心终身不娶。他说，吉莉认为是限制，其实是明智之举。“我决心不让她落入冒险家或骗子之手。”
  在两x问题上，希特勒是失意的。这大概可由他企图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17岁的女儿接吻遭到拒绝来证明。一天，希特勒发现只有亨利埃特一人在家。据她说，他态度认真地问她：“吻你好吗？”
  通常，希特勒称她“您”今天却用了“你”（“我喜欢他。他总是那样体贴我。我向父亲要点什么时，例如要钱买网球，或要出去滑雪，他总能帮助我……不过，要吻他？”
  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17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10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s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
  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
  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
  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
  “啊？”
  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
  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3）1929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2100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600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1924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1930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21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s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
  原歌词大意如下：你我眼s相遇，你我嘴唇相贴，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s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s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
  然后将韦塞尔s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
  2月23r，韦塞尔终于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
  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12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s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s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
  冲锋队员喊“在！”
  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y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s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g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
  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g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3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4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7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j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
  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取的做法，不是公开惩罚叛逆者，而是支持将奥托的党员一一开除出党。6月底，他才向戈培尔发出遮遮掩掩的指示，让他将奥托·斯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清洗出党。“只要由我领导”他写道，“我就不允许国社党变成根基甚浅的文人和沙龙里的布尔什维克辩论的俱乐部；它将一如既往，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它的创立不是为了愚蠢的纯理论研究，不是政治上的候鸟协会，而是为德国的前途而斗争——到那时，德国将不复存在阶级差别，新的德国人民将自己决定命运！”
  于是，他指示戈培尔，要“无情地将柏林的那些分子清洗出党”戈培尔在几星期内便这样做了。后来，斯特拉塞尔公开号召社会主义者总退党，但只有24人响应，连奥托的亲兄弟也反对这样做。格里戈尔与另外两名左派党员共同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格里戈尔曾对友人说过，他弟弟永远是个逃兵。我弟弟的出走及其向党发动的进攻纯属疯狂愚蠢之举。”
  奥托·斯特拉塞尔与希特勒公开分裂一事，引起了报界的轰动，但在党内却几乎无声无息。在南北双方长期的分裂斗争中，希特勒极力充当仲裁人，一心只想要双方妥协；得胜后，他是很宽宏大量的。他让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党内身居高位，甚至在奥托当着证人面让他难堪时，他也尽力将他们的分岐减小到最低限度。他把事情弄得好像是奥托？使自己出党似的。现在，互相残杀的战斗已经结束，希特勒可将其精力全部集中在将于9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上去了。
  （4）1930年，希特勒几乎给每个选民都带来点什么——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他的广泛的兴趣的共同点集中在全球的经济萧条上。这次危机是1929年华尔街的冲突引起的，使德国显著的复苏立时告吹。到那年夏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300万，而勃鲁宁总理的减少开支的经济政策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希特勒暗想，使他能在政治上控制德国的紧迫形势终于出现了。他向工人们发出的呼吁是用共产党人的词藻表述的。“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戈培尔的《抨击》报是这样宣布的。对农民们（由于世界农产评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正被化为乌有）希特勒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没有工会为他们撑腰的中下层阶级所得到的是希望；以贫困为耻的中产阶级所得到的是自尊。对大学内外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希特勒给的是——一个理想的新世界。
  青年理想主义者的人数虽不多，但他们是希特勒未来的斗志昂扬而又忠贞的g部。当希特勒宣扬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私自利、保证建立社会大同和一支为实现社会主义、使德国永葆青春而斗争的十字军的尖兵队伍时，他们一个个听得着了迷。他们相信，希特勒将创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高呼着与他们的共产党敌手们共用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
  新兴起的一代“觉察到，事物正在发展，可怕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业已结束。”
  有个追随者回忆道，“要真正理解它，你就得在其中生活。”
  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去为吸引大多数青年理想主义者呼吁，而希特勒是唯一能理解这一呼吁的力量的政治家。
  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皇室，都被他吸引过来。那年春天，德皇的稚子奥古斯特·威廉（“奥威”给他的亲爱的战友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从心底里愿意”告诉他，他刚被吸收入党。“这是我深受感动的时刻，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您，并向您表示效忠。”
  王子害怕共产主义会传播开来；他的转变也影响了菲力气·冯·赫森亲王——德皇的侄儿，维多利亚皇后的孙子。后者也转而支持希特勒。
  1930年，希特勒也为德国人带来了某些新的东西——团结的感情。他欢迎人人都加入远征，没有阶级界限；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跟随希特勒，在反对犹太人和赤s分子的战斗中，在为生存空间和德国利益的斗争中，殊死战斗，直至最后一息。“我们感觉到的，”
  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
  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ss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6个星期内，竟发表了20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s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6000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s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c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然可笑，却是可行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3500万；比1928年多出400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66个席位！”
  自1928年以来，他们只占有54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100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了107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637.1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2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81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s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132.6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6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