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第 1 部分

  作品：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
  作者：李春平
  内容简介：
  一群顽皮可爱的朋友，一伙风流多情的玩伴，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我们都是多情种。对异性多情，对爱情多情，对生活多情。当心身疲惫的时候，只有依靠我们对未来的激情向往，用对自身的爱，对他人的爱，对生活的爱，来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于是，多情的意义便赋予了更厚重更广阔的社会内涵。
  正文
  1、半碗米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无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玩伴。不想做饭了，到赵德发那里蹭饭去！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s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y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r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r，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只做丑陋人，不做丑陋事。这是我的信条。不要看我丑陋，不要看我土气，不要看我不善言辞，也不要看我周身带着秦巴山地的泥土气息，可我却是以一位诗人的眼光看待我们大千世界的。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诗意，我就能一把将它抓住，并穿透它的五脏六腑，七颜八色。别的不行，我就这点本事。所以跟我打交道的朋友越来越觉得我有滋味，说我是个聪明的信得过的有点诗意的人。与玩伴们快活地相处，是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乐趣。所以我把它看得很重要。可是，一进入六月就不行了，孩子们过了欢快的节日，无忧无虑地玩耍去了，把一切烦恼都留给了大人。生活象一块干裂了的土地，且不说长出好庄稼，甚至寸草不生。以至于每一个玩伴打电话问我目前的状态时，我都毫不犹豫地说，很糟糕，糟糕透了。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失眠。通常，我上床的时候，便是瞌睡下床的时候，这家伙趁我不注意就高飞远走了。跟我同时失眠的还有空调。自从我失眠后，空调在晚间就没关过。它将一个硕大的四方脑袋伸在外面吐故纳新，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看着它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使我想到某种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我根本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乱七八糟的事物，女人，麻将，钞票，诗歌，甚至还有明天在哪家蹭饭的问题，一齐涌现出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物轮留在我脑子里登台亮相，挥之不去。我常常在深夜三四点钟起床泡一包康师傅，那个老头的形象成为我在夏天最熟悉的形象之一，我知道这家伙给不了我多少营养，但却能给我充饥。来这么一包我就能管到天亮。当并不美好的朝阳从窗口照s进来时，我就该入睡了。于是我开始把手机关掉，把电话线拔掉，中断对外一切信息。然后，我在杂乱无章的睡梦中迎接每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是人类可以忽略我的一个时段。当我一觉醒来时，往往正是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又该到朋友家去蹭饭了。让他们多加半碗米，就可以喂饱一个诗人——我的要求如此简单。
  这时候我就感到朋友的重要了。这些朋友，更确切地说是玩伴。称他们是朋友，是因为跟他们都有交情。称他们是玩伴，是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一起玩耍。玩耍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玩耍也成了交情的实质和意义的载体。我跟现代大多数人一样，不喜欢板着面孔过那种纯粹的日子，还需要交流，需要玩耍。如同劳动需要工具一样，玩伴在玩耍中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所说的玩伴是指小胖子，赵德发，欧阳一虹等等。每当我和他们一起玩过，大家各自回家之后，我就有种丧魂落魄的感觉。玩伴走了，心也空了。不敢想像，如果我没有了这些玩伴，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枯燥，乏味，无聊，它们象一堆生活垃圾填满了我的每一个日子。时间在我面前已无足轻重了，以前视为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却成了负担。什么一寸光y一寸金，这话一定是哪位古人在忙得不可开交时说的。一旦不忙了，就会迅速贬值。你会觉得时间真是个怪物，你恨它，爱它，需要它，嫌弃它，却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它。象个多面体的女妖，美丽、残忍，而可怕。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的全部诗兴都被高温蒸发了，再臭的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发现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诗意，所谓的诗意只是诗人们的奇思妙想而已。
  我从作协朋友那里借来了一些光碟，全是海外名片。欧阳一虹小姐陪着我看。她是经济报记者，是一年前在跟文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是女孩，我们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但朋友还是算得上的。她家在上海，跟父母住在家里不方便，就租房住到外面了。这是一个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作记者的欧阳一虹更是如此。女孩大了，管不住了。她就住在我楼下。我住604室，她住503室。电话一打她就上来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坐在沙发上看《钢琴课》。她看哭了。这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感情一碰就变形的那种。剧情动人处，她泪水就涮涮地往下滴。刚才喝下去的茶全从眼睛里冒出来了。这使我明白了一点道理，哭是笑的另一种形式，眼泪是稀释了的欢乐和笑声。我开玩笑说：“水再缺，南水北调工程也不缺你这点水资源。留着自己用吧。”欧阳一虹一甩秀发，冲我一笑，擦干眼泪，准备回去了。她要赶写一国有企业改制的长篇专访，过几天要见报。所以得“赶”。从某种意义上讲，记者跟诗人干着同样的活，都是手工业者。又都属于热衷于感受现实生活的一类人。不同的是，他们用啰索的语言反映精彩的生活过程，我们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啰索的生活片断。出门时，欧阳一虹说：“张大哥，以后这类伤感的片子别让我看。给你浇了地，你还不说声谢谢。”
  欧阳一虹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了，声音随着楼梯往下滑去。我开始做饭。懒洋洋的，象一个消极怠工的三流厨师。正在准备切菜时，突然觉得一个人吃饭是件极其无聊的事。太没劲了。干脆不做了。准备下午在外面混一顿算了。于是我重新回到电视机前，一边看碟子，一边剔牙。我牙缝很大，虫蛀的。这成为我丑陋的一部分。我生长在西北农村，15岁那年才知道牙刷是什么东西，16岁时才刷牙。当我开始学会刷牙时，牙齿已经坏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不刷牙了。上大学时牙缝就已经很宽了，别人跟我说话时，首先看到我的是牙缝，然后才看到牙齿。就跟我们看盲人，首先是看见他的眼睛，其次才是看到他的脸一样。特征的东西总是最先映入眼帘。我通常饭后一段时间牙不舒服。有同学开玩笑说，往后建议老师每天给我开一节必修课，让我专门清理牙齿，打扫口腔卫生。
  我的玩伴小胖子刘小巴是比较关心我的状况的。他在繁忙的警务工作之余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剔牙，中午吃的瘦r炒青菜，全卡在牙缝里了。我不喜欢用牙签，容易伤及牙根。直接用小指头在嘴里寻找。这样不文明，但却方便。我终于从牙缝里抠出了一点卡牙的东西，以为是瘦r，拉出来却是青菜。小胖子就笑，又问：“还干什么了？”我说，还有上周吃饭的碗还没洗，得先在水里泡一下才行。小胖子以一个上进者的高昂姿态说：“张大哥，你应当找点事情干干，哪怕找几个朋友玩玩也好，不要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闷得太久，那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都忙，我找谁玩去？”
  小胖子说：“你去找赵德发玩。赵德发也是一个人。他一下班就没事了。”
  说起赵德发我就想那个脸长得圆圆胖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我怀疑他跟某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比主持人长得高一点，更好看一点。他是浦东电脑城的老板。电脑城里最大的楼面就是他租的。他曾经创造过一天赚钱30万元的辉煌记录。赵德发是南京人，37岁。以前是搞建筑的，手下有个挂靠在别人旗下的建筑公司，其实是个包工头。在建筑行业赚足了钱，觉得干那活太辛苦，便转向电脑了。再说，他作为一个包工头，手头就只几百万，真正要进入房地产是不行的，钱太少了，太容易被大公司挤垮。既然成不了大器，不如知足一点，趁早改行了，进军东上海电脑市场。在我厨艺兴趣浓厚时，每天跟烧菜节目主持人学做一个家常菜，赵德发经常和小胖子一道来我家品尝。他看见电视上的漂亮女孩就希望镜头永远不要移动，镜片后面的眼珠子象是怒目圆睁，发出那种叫人不安的火光。他是个好人，毛病就是太喜欢女孩子了。如果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小子就该枪毙三回。不过这不怪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伟大时代培养了一大批象他这种雄心勃勃的男人。
  2、妻子在赵德发身边安装了一台监视器
  赵德发的小姨子被老婆周雪冰安排在他的公司掌管财权，赵德发身边等于安装了一台监视器。赵德发感叹道：被一个不是老婆的人管着钱，这日子还怎么开销！
  我马上给赵德发打了电话。赵德发自从当了电脑公司老板后，一接电话开口就是“你好”，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把打电话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他的客户。当他听出是我的声音时，说：“妈的，你是张大哥。我还以为是哪个妹子呢。”
  我说：“好几天没联系了。你还活着？”
  赵德发说：“还算健在吧。有什么事？”
  我说：“你还没吃饭吧？”
  赵德发故意说：“你要请客？”
  我说：“不是。我要找地方吃饭。”
  赵德发说：“那你就过来。我没空来接你。车停在地下车库里，开出来太麻烦了。”
  这小子什么都怕麻烦，就是看小姐不怕麻烦。他不来接我，看来只有我自己坐车去了。掏两块坐公交车，去吃一顿价值十来元的廉价家常饭。
  我到赵德发那里已是下午六点，这时候我肚子已经空了。东上海电脑城的一些公司开始打烊了。赵德发刚从外面累呼呼地进屋。他见我来了，就对他的员工们说：“你们可以走了。”然后坐下来陪我，给我念苦难经。赵德发说他前几天才送走老婆。老婆一来他就烦。他老婆周雪冰在南京，是一周前来的，带着他六岁的儿子毛毛。她每月在上海住几天，以照顾赵德发在上海的生活。老婆一走，赵德发就成了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到处觅食。
  赵德发的情绪比我要好，但好中也有一些长得象烦恼的东西，比如来自外界的管束。他向我诉苦说，这次老婆来上海跟他玩了一招，做得很绝，把她妹妹周雪梅带来了，安排在他公司。周雪梅前年就从财经学校毕业了，已经在南京有了工作。在一家公司做财务。赵德发发现了周雪冰的y谋伎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让周雪梅现在辞职到上海，目的不是找个工作，是奉姐姐周雪冰之命来监视姐夫在上海的行动。赵德发是个花花肠子，加上夫妻两地分居，周雪冰在南京鞭长莫及，提心吊胆。自己没法管他，就委托妹妹来管姐夫。管男人首先要管钱，其次才是管人。钱是男人行走的第三条腿，钱管住了，人就管住了。因此，周雪梅就管着赵德发公司的财务。她现在房子已经租好了，并且上班了。赵德发痛苦地说：“一个男人，被一个不是妻子的女人把钱管着，你说这日子还怎么开销！”
  说罢，款款走进一个女孩，笑眯眯的，一副向往未来的生动表情。赵德发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小姨子，谓之妻妹。我问叫什么，小姨子说：“叫周雪梅。”
  我说：“好名字，一听就是傲视风雪的样子。”
  周雪梅说：“我爸爸起名字时，就是这么想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腊月生的。正是腊梅盛开的时节。”
  我说：“你爸爸跟我是同行。”
  周雪梅说：“什么意思？”
  我说：“是诗人。他居然这么富有诗意。”
  “哦，难怪胡子八岔的。”周雪梅盯着我，提出了一个荒唐的问题，说：“什么是诗人？”
  我说：“所谓诗人，就是最懒堕的文人。从来没把稿纸写满过。总是留着大片空白。”
  周雪梅点点头，恍然大悟地说：“李白就干那种活。”然后一甩头发，冲赵德发一笑：“赵德发，我回去做饭！”
  赵德发说：“多加半碗米！张大哥是来讨饭的。”
  赵德发说的是我。我是玩伴中的老大，他们都叫我张大哥。这是我唯一感到尊贵的地方。玩伴们都是我的小弟妹。周雪梅哎了一声，身轻如燕地从若干电脑的缝隙中穿过，飘然而去。我知道了，周雪梅不把赵德发叫姐夫，而是直呼其名。
  一小时后我们来到赵德发住处，这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比我上次来时要干净得多。显然是他老婆来了之后才收拾好的，平时他很随意。他老婆来一次搞一次大扫除。当过兵的赵德发是很讲卫生的，可他老婆有洁癖，喜欢把屋子搞得一尘不染。赵德发告诉我，小姨子周雪梅的房子就在楼下那层，是便于监视他才租得这么近的。我们说话时，周雪梅正在炒菜，锅碗瓢盆的声音时尖时钝。因为是一室一厅、厅厨合一的住房，我们在卧室里的聊天，油烟来不及往外去，便回身到处乱窜，满屋飞飘。它使我们的鼻子变得聪明起来，只需闻到气味儿，就知道今天的菜谱。据此，我一直怀疑人类的嗅觉是否真是比狗类要差。我曾经非常羡慕狗的嗅觉，但我从不鄙视自己的鼻子。
  赵德发讨厌炒菜的味道，给人一种家就是厨房的感觉。吃饭时，赵德发对周雪梅说：“以后，把那些灶具搬到你房间去做饭好了。免得你每天上来做饭，不方便。”
  周雪梅说：“有那个必要吗？我看就在你这里做饭很好的。没什么不方便。”
  赵德发见小姨子不同意，便说：“现在我以老板的名义，命令你把灶具搬走。”
  周雪梅调皮地一笑：“可现在我以小姨子的名义回答你，这是行不通的。你是嫌油烟太重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知道吗？”
  赵德发失望地笑笑，不再强求。看来他奈何不了小姨子。赵德发说：“你这种不听话的女孩，就应当找个男人管管你！”
  周雪梅说：“他能管我什么？”
  赵德发说：“管你身子，管你人。”
  周雪梅嬉皮笑脸地说：“告诉你吧，那是管不住的。你不要关心我。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吃饭的时候，赵德发给我拿出了一瓶鹿鞭酒。鹿鞭只有半截，是他上次回家带来的。是别人送给父亲的。赵德发父亲是才伍出身，退休的师级干部。赵德发从小在部队长大。父亲的部下去西藏出差，回来后送给老首长一条鹿鞭。赵德发回家给父亲带了两千多块钱的补品，见了父亲的鹿鞭，就嘻嘻直笑。父亲说，你想要就拿去吧。赵德发也不全拿，就用刀剁了一半，说要尝尝味道。我说：“你小子也太不象话了，跟你父亲争补品。”赵德发说：“他？进贡的人多着呢。不少这一点的。”我说：“我一个单身汉，你让我喝这个，不是让我犯错误嘛。”赵德发说：“我每天喝一口，不是照样没犯错误吗？”我不喝白酒的，但还是尝了尝鹿鞭的味道。赵德发说喝了这个酒就相当于安装了欲望驱动器，可我没感觉出什么。我怀疑我的主机坏了，装了驱动器也启动不起来。
  饭后，周雪梅把厨房收拾好，我们三人一块儿就出门了，赵德发说要请我去玩儿。刚刚出门，赵德发突然想到了小胖子，说把他叫来吧，大家一起玩。随即给小胖子打了电话，赵德发拉着大嗓门说：“快来，我们到金碧辉煌歌舞厅——还有谁？还有我小姨子周雪梅，还有就是张大哥。”
  3、赵德发因为小姨子在场而放不开手脚
  我们进了歌舞厅。在小姐们面前我一向胆怯。平时一贯大胆的赵德发也因为小姨子在场而放不开手脚。小胖子不许小姐摸他的手。因为他就要入党了。
  我们到金碧辉煌的时候，小胖子正站在门口等待我们，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小胖子是公安局某行政科的科长，因为每天都要到处跑，平时开着公家车办事，挺方便的。按规定，公安局的干警是不允许进娱乐场所的。小胖子之所以去，他有他的道理。公安人员也是人，也要娱乐。关键是要洁身自好。而洁身自好并不在于是否进娱乐场所。有的不进娱乐场所，照样当败类。不过，每回小胖子都要换衣服，而且是非常纯粹的娱乐。
  小胖子早就认识周雪梅，见面握手时，小胖子拉住周雪梅的手就不肯丢开，手指头还不停地捻着，那小子在寻找手感。周雪梅似乎也没有缩回来的意思。
  赵德发说：“有你们这样拉手的吗？算了算了，你们就这么拉着，干脆不要松开。”
  小胖子看着周雪梅，很礼貌地征求她的意见：“可以吗？”
  周雪梅一笑，说：“拉着就拉着吧，我又不少一块r。”
  两人就牵着手向前走。小胖子说：“这就对了，象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周雪梅说：“我就不信拉拉手你能占到什么便宜！”
  小胖子一笑：“还能占什么便宜？沾点皮毛而已。”
  赵德发的嘴是一具利器，他神气十足地说：“确切地讲，沾的仅仅是皮，而不是毛。”
  这话太生动了，因为生动而露骨起来。周雪梅咬咬牙，扬手打了姐夫一下。我看到了，周雪梅打姐夫不是真打，是戏剧舞台上的那种打，手是扬起来了，却是飘着下去的。
  平时我是怕进歌舞厅的，虽然怕，但还得去。反正是人家掏钱，我只把身子弄去就行了。我怕是怕那些画得象花猫一样的小姐，她们象蚊子一样见着客人就叮。多少我还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可见了小姐我就怕了，我怕她们的那种惊世俗艳，那种落落大方，那种大无畏的献身气慨。在他们面前我这个诗人就变得十分渺小和自卑了。更何况，这个金碧辉煌是全上海数一数二的，里面一半以上的小姐都是上海高校的在校学生，她们中有研究生，本科生。涉及各种学科。现在高校的女生都是高消费，要用手机，要在校外租房子，要追赶时尚，每月没有三千块钱就过不了日子。在父母收入有限，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怎么办？那就必须勤工俭学。她们勤工俭学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家教；二是傍大款，三是到娱乐场所做小姐。家教没多少人愿做了，辛苦不说，钱少，有时还得受气，这个枯燥无味的低迷市场就让给男孩去占领了。傍大款要脱光了睡觉，对方规矩多，得按照人家的要求办事，不自由。你给他做了小情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第十几任还是几十任了。最灵活、收入最高的就是做小姐。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她们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化妆，然后就往娱乐场所跑。到了娱乐场所，名字都全变了，不敢用真名了。就跟鲁迅发表作品一样，用笔名。可她们的笔名比鲁迅多。手机是一个月换一次号码，就业场所是一个月换三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小姐在这里都是精品，陪一次客人的小费不得低于五百元。这里本来用不上她们的专业知识，但学历把她们身价倍增。女生们很快变成了校园小富婆，让男生妒忌死了。除了家教，男生们能干什么？有人出馊主意了，联名上书学生会，忠心耿耿地表示要为人类j子库做出贡献。校园民谣称“早晨起来洗裤头，亿万子孙付水流”，他们就盛产这个。学生会出面调查，骂人了，说“你们人都没成熟，别说j子了。用你们的j子去繁衍人类，那肯定一代不如一代。”而女生们进娱乐场所，也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上次我和赵德发来这里玩，就遇到一个学中文的女生，我们俩搂着肩膀谈了两个小时诗歌，她刚刚失恋，痛苦之中便一头坠入风尘里，以此来报复恋人。在这种心境下，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要我来安慰她，我反倒成了陪男。幸好我们专业一样，爱好相同。当她得知我是诗人时，她就沉浸在宋词的哀怨里了。她对婉约派诗人她如数家珍，一口气给我背诵了十多首，全是思春悲秋一类，恨不得使整个歌舞厅都为她伤感起来。歌舞厅没掉泪，倒是她掉泪了。临别时她给了我一个干吻，我给她了五百元钱。日后当我口袋没钱的时候我也很后悔的，不就是陪我坐了一会儿吗，就值五百块？我就下决心不去这地方了。太坑人。由此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怀疑：如果一个博士生导师陪我坐，我会觉得他多余。为什么一个小姐陪我坐坐，我就能给她五百块？有人比我给得更多呢？到底是青春值钱，还是性别值钱？我不知道。但我悟出了一点：任何东西，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才是最值钱的。比如，伊拉克急需核武器保护国土，要是人家送我一个核弹头，我还嫌它没地方放。这是我的价值判断。这个问题搞清了，另一个问题就触类旁通了：为什么妓女比博导更体面，就在于有更多的男人需要妓女而不需要博导。在这种地方，知识是被踩在脚下的，上面弥漫着一层厚厚的放浪气息。
  现在我们又来到这家著名的歌舞厅了。我害怕遇到上次那位小姐。我们要了一个叫巴黎厅的包间。我急急地走进去，抢先坐下了。这时妈妈桑走进来，问我们谁要小姐。赵德发对我说：“你要一个吧，我也要一个。”妈妈桑问小胖子：“你呢？”小胖子拍拍周雪梅的肩膀：“我有，自己带着！”周雪梅一惊，说：“你真胆大！我怎么是你带来的？我是我自己带来的。”周雪梅对妈妈桑说：“给他找一个来！给我也找一个来！”妈妈桑伸长脖子：“你？”周雪梅说：“男女平等，知道吗。”妈妈桑转身去了，一会儿，就叫了四个小姐来，平均分配，一人一个。
  一个苗条的小姐来到小胖子跟前，职业性地将手搭在了小胖子的肩膀上。这个动作非常专业。小胖子正要开口说什么，小姐已经拉住了小胖子的右手。小胖子连忙把它挣脱，说：“小姐，对不起，请你离开。我不要小姐。”小姐说：“你怎么这样嘛，大家玩玩嘛！”小胖子突然y下脸来，放大嗓门说：“小姐，你放自重点。你马上给我离开！”小姐被他突然的举动吓住了，慌忙把身子往后退。一直退到门口，很狼狈地出去了。小胖子余怒未消，伸出他的右手说：“你们知道吗，我这只手过几天就要向党宣誓了！它将走向神圣。岂能让小姐随便摸呢？”
  我们都笑起来。因为离七一不远了，小胖子表现不错，就要入党了。他必须对他的右手进行全面保护，确保它的纯洁性。赵德发说：“就因为七一宣誓，连女人都不摸了？你总是个人吧？”
  小胖子说：“说起来你们不懂。手这个东西最怪，一切罪恶和幸福都由它而来，江山都是它打出来的，江山也是它丢掉的。这只手在为人民服务时就是紧握红旗，它就是圣洁的，不可玷污的。所以，现在谁摸我的手，以及我摸谁的手，是个原则问题。”
  周雪梅说噘着小嘴说：“我就不信。管你呢，我偏要摸一下。”说着就把小胖子的右手摸了一下。
  小胖子说：“你摸不要紧，你尽管摸吧。就当是你自己的手。”
  第一次见有人如此高尚，叫我吃惊。小胖子已经当了连续五年的先进工作者，号称五连冠了。他也写了五年的入党申请书，如今真正成为发展对象，当然不能不激动。这小子一激动，就有点象革命先烈的后生，到处做好人好事。好象只有他才是人民公仆似的。就连唱歌，也是那些解放区的老歌。
  4、赵德发的手在小姐身上取不出来了
  歌舞厅里，赵德发野性大发，手在小姐身上取不出来了。小胖子及时制止了赵德发的行为。周雪梅对赵德发说：“我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姐夫啊！”
  这是一个实现人类资源共享的地方。小姐对男人如此，男人对小姐也是如此。在这里都成了一种性别资源。我们进去不久，就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找先生了，她们找的一般都是四十岁以下的强壮男人，陪她们过夜。旧上海把这种男人叫马仔。他们床上功夫极强，能夜度群娇而不倦，每天都在当新郎。大龄怨妇或弃妇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因为有很高的收入，他们已成为上海的新贵。赵德发对我说：“张大哥，你去试试。这些女人出手大方，说什么也比你写作稿费高啊！”我说：“你还有别的话说没有！”旁边的小姐嘻嘻直乐。
  我一直不理解周雪梅为什么要小姐，她和小姐很别扭地坐在那里，问寒问暧，象是妇联干部。我是最拘束的，小姐在我面前有些不知深浅。我不知道把手放在她的什么地方最妥当，只是搂着小姐的肩膀展开对其他部位的想象。我还看到，赵德发也放不开，可能是因为小姨子周雪梅碍了他的手脚。要是以往，他的指头早就湿了。而现在却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唱歌，赵德发从来不会唱一首完整的歌，每首最多会唱那么两三句，也就是一首歌中的主旋律。他不会唱的，小姐就接着唱。赵德发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她说是财经学院的。学的是工业会计。赵德发说工业会计好，懂得从商品中赚钱，懂得成本核算。这些都要比商业会计复杂得多。赵德发说：“你们陪客人就不要成本吧？”小姐说：“怎么不要成本？我这么大个人，一百斤呢，不是成本吗？”赵德发说：“一百斤放在这里，依然是你的，我又不能把你拿走。所以，实际上你就没有付出。”小姐说：“你这种观点就不对了。我要花时间，花精力，要教诲你们这些臭男人。”一听“教诲”两个字，我们都乐了，哈哈大笑起来。赵德发说：“你能教诲我们什么？”小姐说：“教诲你们不要随便想在女孩身上打主意！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摸的不要摸。知道了吧？”
  赵德发是个硬骨头，他就喜欢跟别人对着干。他来劲了，锋芒毕露地说：“我就不信不能摸！我就要看看大学生长成什么样子！”说罢就把女孩按在沙发上，不由分说地伸出了手，女孩直叫喊。不知道她是真叫还是假叫，总之她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小胖子是一贯讲究形象的，他红着脸看看周雪梅，又看看我，朝赵德发挥挥手，示意他算了，不要动手动脚。赵德发的手还在女孩的衣服里，他想把手抽回来，却又一时抽不回来。女孩俯视着沙发，卷缩着身子，绷紧身子趴着。小胖子发话了，声音很严厉：“赵德发，不要这样！”赵德发看看小胖子，艰苦地说：“手指在r罩里卡住了。抽不出来了。”女孩收缩了一下身子，赵德发才吃力地把手取出来，看着手指说：“r罩上有凶器呀，手指都给我卡变形了。”
  女孩坐起来，骂他流氓。好象要哭的样子。周雪梅坐过去劝她。她象哄小孩似地说：“你别哭啊。这个臭男人就这样子。过后我们收拾他！”女孩就把眼泪擦了擦。周雪梅指着赵德发的鼻子说：“我姐姐嫁了你这种男人，真是亏完了！”
  赵德发说：“今天幸好你在这里。否则，我要对她就地正法！”说完，给了女孩六百元小费，让她走了。平时是五百元小费，多给一百元，行话叫“洗手费”。女孩理直气壮地拿着钱就不再吱声了，感激地看了小胖子一眼，迅速离开了。她几乎是半跑出门的，不敢往回看。赵德发抬抬眼镜，用手托着下巴，望着门口说：“她乃子有点松，摸松了的。”周雪梅朝地上狠狠地“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