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第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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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曼神父像是跟自己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日本本国的记者和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今天凌晨五点多，枪声在江边响起，非常密集的机关枪声。当时英格曼神父疑惑，是否中国军队还在抵抗。可是据安全区的负责人告诉他，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中国军队已全部被俘。把收音机的新闻和今天清晨的枪声拼到一起，英格曼对法比说：“日本竟然无视国际战俘法规，挑衅文明和人道？你能相信吗？这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日本国的人？”
  “要想法子弄粮食和水。不然明天就没有喝的水了。”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明白法比的意思：原先设想三天时间占领军就会收住杀心，放下屠刀，把已经任他们宰割的南京接收过去，现在不仅没有大乱归治的丝毫迹象，并且杀生已进入惯性，让它停下似乎遥遥无期。法比还有一层意思：神父当时对十几个窑姐开恩，让她们分走女学生们仅有的食物资源，马上就是所有人分尝恶果的时候。
  “我明天去向安全区去弄一点粮食，哪怕土豆、红薯，也能救两天急，绝不会让孩子们挨饿的。”神父说。
  “那么两天后呢？”法比说，“还有水，怎么解决？”
  “现在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打算！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法比听出英格曼来火了。英格曼不止一次地告诉法比，他希望法比克服“消极进攻性”，争论要明着争，批驳也要直接爽快，像绝大部分真正的美国人。法比的“消极攻击性”是中国的，很不讨他喜欢。
  英格曼看着法比说：“关于水，你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建议吗？”
  “赵玉墨说，她们逃过来的时候，路过一口塘，南京我算熟的，不记得附近有塘，不过她说她是看见的。”我想天亮前让老顾去找找看。
  “好的，你这样就很好。你看，办法已经出来了。”英格曼神父奖赏给法比一个笑容，跟他一贯优雅、缺乏热度的笑容完全不同。
  法比心里一阵感慨，他跟了英格曼这么多年，就在这十分钟内见到神父恼火和真笑。看来这个隔壁邻居多年来成功保持的生疏感，很可能要打破。
  英格曼神父说：“叫孩子们到教堂大厅去。”
  法比说：“她们应该都睡了。”
  “去叫她们吧。”
  第七章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法比传唤很快摸黑穿上衣服，从阁楼上下来。她们进入教堂大厅时，看见法比坐在风琴前，英格曼神父穿了主持葬礼的袍子。她们觉得大事不好，不自禁地相互拉起冰冷的手，女孩间天天发生的小背叛、小和解、小小的爱恨这一刻都不再存在，她们现在是一个集体、一个家庭。
  因为没有风琴手——风琴手和学校其他师生陆续离开了南京，法比此刻只能充一充数。他在神学院修了一年音乐，会按几下风琴。风琴是立式的，平时供女学生们练唱用，现在包着一条旧毛毯，发出伤风感冒的音符。
  书娟明白，一定是谁死了，包着毛毯的琴音是为了把丧歌拢在最小范围内。
  整个大厅只点三支蜡烛，所有窗子拉下黑色窗帘。防空袭时，南京每幢建筑都挂这种遮光窗帘。
  法比的琴声沙哑，女孩们用耳语嗓音唱完《安魂曲》。她们还不知道为谁安魂，不明白她们失去的是谁，因此她们恍惚感觉这份失去越发广漠深邃。南京和江南失去了，做自由国民的权利失去了，但好像失去的不止南京和江南，不止做自由国民的权利。这份不可名状的失去让她们一个个站立在那里，像意识到灭顶危险而站立起来的无助无辜的一群幼兔。
  英格曼神父带领她们念了祈文。
  书娟看到英格曼神父和受难耶稣站得一前一后，他的影子投到彩塑圣者身上，圣者的神韵气质叠合在活着的神父脸上。
  “孩子们，我本来不愿惊扰你们的。但我必须要让你们有所准备，局势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入夜时分，书娟躺在徐小愚旁边。小愚抽泣不断，书娟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父亲那么神通广大，没有他走不通的路子，怎么这时候还把她扔在这个鬼院子里，没吃没喝没烤火炭盆。
  书娟耳语说：“我父母这时候在美国喝咖啡吃培根蛋呢！”
  她在几个月后知道，那时她母亲时时活在收音机的新闻播报中，父亲从学校一回家便沉默地往无线电旁边一趴，只要两人一对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心里过了一句什么话：“不知书娟怎样了？”
  南京的电话电报都切断了，书娟父亲设法找到了一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得到的回答非常模糊，南京的情况非常糟，但没有一件噩耗能被确证。她父亲又设法把电话打到上海一个朋友家，朋友说租界已经有所传闻，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一些黎民百姓被枪杀的照片，也被撤出南京的记者带到了上海，在租界流传。就在书娟紧挨着抽泣的同学怨艾地设想他们享受培根蛋时，他们正打听回国的船票，他们被悔恨和内疚消耗得心力交瘁，抱定一个中国信念：“一家子死也要死在一块。”
  “要是我爸来接我走，我就带你一块走。”小愚突然说，使劲摇摇书娟的手。
  “你爸会来接你吗？”
  “肯定会来！”小愚有些不高兴了。怎么可以这样轻视她有钱有势、手眼通天的父亲呢？
  “明天来，就好了。”书娟对小愚父亲的热切盼望不亚于小愚。这时候做小愚的密友真好，真是时候，能沾小愚那么大的光，从日本军队的重围里走出南京。
  “那你想去哪里？”小愚问。
  “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们去上海吧。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的租界不会打仗。上海好，比汉口好。汉口土死了，都是内地人。”
  “好，我们去上海。”书娟这时候可不敢反对小愚，万一小愚把她的青睐投向别人，就沾不上她的光，就要留在南京这座死人城了。虽然她觉得这样依顺小愚有些失身份，但她想以后日子长呢，有的是时间把面子补回来，加倍地补。
  隐约听到门口响起门铃声。所有女孩在三秒钟之内坐起，然后陆续挤到窗口。他们看见阿顾和法比从她们窗下跑过去。阿顾拎着个灯笼先一步来到门前，法比追上去，朝阿顾打着猛烈的手势，要他熄灭灯笼，但是已经太晚了，灯笼的光比人更早到达，并顺着门缝到达了门外。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这个这个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次！……”
  法比存心用洋泾浜中文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伤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队员在门外提高了嗓音：“鬼子随时回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带他到安全区去！”法比说。
  “鬼子一天到安全区去几十次，搜中国士兵和伤病员！求求您了！”
  “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请不要迫我违背本教堂的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几枪。
  埋尸队队员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便沿着围墙远去。
  法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能让门外的中国士兵流血至死或再上一回刑场，也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条性命的安危。
  英格曼神父此刻从夜色中出现，仍然穿着主持葬礼的袍子。
  “怎么回事？！”他问阿顾和法比。
  “外面有中国伤兵，从日本人枪葬现场逃出来的。”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喘息着，一看就知道，他脑袋里也没一个想法。
  “求求你们！”伤兵一口外地口音，字字都是从剧痛里进出来的。
  “现在不开门也不行，伤兵要是死在我们门口，倒更会把我们扯进去。”法比用英文说道。
  英格曼看看法比。法比不无道理，但教堂失去中立地位，失去对女学生们的保护优势，这风险他冒不起，他说：“不行。可以让阿顾把他送走，随便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阿顾说：“那等于送掉他一条命！”
  伤兵在门外呻吟，非人的声音，一听就是血快流尽了。
  从书娟的窗口看，穿着黑衣的两位神父和阿顾像下僵了的棋盘上的三颗棋子。催促英格曼神父开门的也许是“血要流尽了”那句告白。他果断地从阿顾手里拿过钥匙，哗啦一声打开那把牢实的德国大锁，拔开铁制门栓，卸下铁链。好了，沉重的门打开了，女孩们释然地喘口长气。
  但英格曼神父又以更快、更果断的动作把门关上，把来者关在了门外。他哗啦哗啦地打算上锁，但动作极不准确，法比一再问他，他都不说话，终于，锁又合上。
  “外面不是一个，是两个！两个中国伤兵！”他说。神父明显感觉自己的仁慈被人愚弄了。
  埋尸人的嗓音又响起来：“那边有鬼子过来了！骑马的！……”
  看来，刚才他是假装走开的，假装把伤员撇下，撒手不管。他那招果然灵，对经历了一次枪决血快流干的伤兵，这些洋僧人不可能撇下不管，英格曼神父刚才果然中计，打开了门。他谎称只有一个伤员，也是怕人多教堂更不肯收留。
  “真听见马蹄声了！”阿顾说。
  连书娟都明白，骑马的日本兵假如恰好拐到教堂外这条小街，门内外所有人都毁了。
  “你怎么可以对我撒谎？明明不止一个伤兵！”英格曼神父说：“你们中国人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满口谎言？！”
  “神父，既然救人，一个和一百个有什么区别？！”法比说。他是第一次正面冲撞他的恩师。
  “你住口。”恩师说。
  虽然门外的人不懂门内两个洋人的对话，但他们知道这几句话之于他们生死攸关，埋尸成员真急了，简短地说：“马蹄声音是朝这边来的！”
  英格曼神父揣上钥匙，沿着他来的路往回走去。刚走五六步，一个黑影挡住他，影子机敏迅捷，看得出它属于一个优秀军人。
  书娟旁边的苏菲发出一声小狗娃的哼唧。仗打进来了，院子就要成沙场了。
  “马上把门打开！”偷袭者近英格曼神父，远处某个楼宇烧天火一般，把光亮投入这院子，一会是这里一摊光亮，一会又是那里一摊。光亮中，女孩子们看见军人端着手枪，抵住英格曼神父的胸口，一层黑袍子和干巴巴的胸腔下，神父的心脏就在枪口下跳，书娟想，要是军人敏感些，一定能感觉到那心脏都跳疯了，混乱的搏动一定被枪管传导到了他手上。
  法比从英格曼神父手里夺过钥匙，把门打开，放进黑乎乎的一小群人，一架独轮车上躺着一具血里捞出来的躯体，那个能说话的伤兵拄着一根粗粗的树杆，推独轮车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件黑色马夹。
  门关上不久，从街口跑过几个日本骑兵，哼哼唱唱，嘻嘻哈哈，似乎心情大好。
  门内的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的姿态上，等着好心情的日本兵远去。全副武装的军人两手把住手枪，只要门一开，子弹就会发s。直到马蹄声的回响也散失在夜空里，人们才恢复动作。
  书娟对小愚小声说：“我们下去看看。”
  “不能去！”小愚拉住她。
  书娟自顾自打开阁楼的盖子，木梯子延伸下去。她听见小愚跟其他女孩说：“看孟书娟！没事找事！”
  书娟很不高兴小愚的做法。她原来只是私下拉小愚进行一次秘密行动，小愚马上把她出卖了。她从梯子上降落到工场里，轻轻拨开门栓，把门开得够她观望全局，书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做被瞒着的人，她知道瞒她是照顾她，但她对这种照顾从不领情，包括父母为了照顾她，从来不让她知道他们夜里吵了架，为什么吵。有时她看着母亲红肿如鲜桃的眼睛，问她是否哭了一夜，母亲还微笑否认，似乎不瞒她就是对她不负责任。
  此刻书娟站在开了半尺宽的门口，看见院里的仗还没打出分晓。独轮车成了进攻坦克，嘎嘎作响地碾过教堂门口的地面，持手枪的军人现在是他们的尖刀班，书娟看见奇怪的黑马夹的胸前后背都贴着圆形白布，她断定这就是埋尸队员们的统一服饰。
  “阿顾，马上去把急救药品拿来，多拿些药棉和纱布，让他们带走。”英格曼神父的意思很明显，此处不留他们这样的客人。
  持短枪的人并没有收起进攻的姿势，枪口仍指着英格曼神父：“你要他们去哪里？”
  “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神父威严地说，“少校。”
  他已辨认出了军人的军阶。军人的军服左下摆一片暗色，那是陈了的血。
  他说：“神父，很对不住您。”
  “你要用武器来迫我收留你们吗？”英格曼说。
  “因为拿着武器说话才有人听。”
  英格曼神父说：“干吗不拿着枪叫日本人听你们说话呢？”
  军人哑了。
  神父又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和我是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垂下枪口。
  “请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法比问持枪者。
  “这里有什么难进？我进来两天了。”军人说，“本人是七十三师二团少校团副戴涛。”
  一阵咬耳朵的声音传来，针锋相对的人们刹那间岔了神。书娟稍微探出身，看见以红菱为首的五六个女人从厨房那边走过来。这下她们不会再叫“闷死了”！她们看见了独轮车里血r模糊的一堆，都停止了交头接耳。这些女人也是头一次意识到，这院子里的和平是假象，她们能照常嘻笑耍闹也是假象，外面血流成河终于流到墙里来了。
  “日本人什么时候行刑的？”神父看着独轮车里的伤兵问道。
  “今天清早。”埋尸队队员回答。
  “日本人枪毙了你们多少人？”少校问道。
  “有五六千。”拄拐的上士说，这是悲愤和羞辱的声音，“我们受骗了！狗日的鬼子说要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开荒种地，到了江边，一条船都不见……”
  “你们是一五四师的？”少校打断他。
  “是，长官怎么知道？”上士问。
  姓戴的少校没有回答。上士的方言把他的部队番号都告诉他了。“赶紧找个暖和地方，给他包扎伤口。”少校说。就像他攻占了教堂，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推车的、架拐的正要动作，英格曼神父说：“等等。少校，刚才我救了你们一次，”他指指大门口，“我没法再救你们。有十几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在教堂里避难，让你们留下来，就给了日本人借口进入这里。”他的中文咬文嚼字，让听的人都费劲。
  “他们如果出去，会被再枪毙一次。”少校说。
  红菱此刻c嘴：“杀千刀的日本人！……长官，让他们到我们地窖里挤挤吧！”
  “不行。”英格曼神父大声说。
  “神父，让他们先包扎好伤口，看看情况再说，行吗？”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说：“不行。这里的局势已经在失控。没有水，没有粮食，又多了三个人……请你们想一想，我那十六个女学生，最大的才十四岁，你们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你们也会做我正在做的事，拒绝军人进入这里。军人会把日本兵招惹来的，这样对女孩子们公道吗？”他的中文准确到了痛苦的地步。
  上士说：“没有我们，日本人就不会进来了吗？没有他们不敢进的地方！……”
  英格曼顿了一下。上士的辩驳是有力的。在疯狂的占领军眼里，没有禁区，没有神圣。他转向上校：“请上校体谅我的处境，带他们出去吧。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到达安全地带。上帝祝你们好运。”
  “把他推到那里面。”少校对埋尸队队员指指厨房。“给他们一口水喝，再让我看看他的伤。”少校像是根本听不懂英格曼神父的中国话。
  “不准动。”英格曼挡在独轮车前面，张开的黑袍子成了黑翅膀。
  少校的枪口又抬了起来。
  “你要开枪吗？开了枪教堂就是你的了。你想把他们安置到哪儿，就安置到哪儿。开枪吧。”英格曼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六十岁是个死而无憾的年纪。
  少校拉开手枪保险。
  法比嘴大张了一下，但一动不动，怕任何动作都会惊飞了枪口里的子弹。
  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谁都能听见那是怎样痛苦的垂死生命发出的呻吟。这声呻吟也让人听出一股奶声奶气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刚变声的嗓音。少年士兵疼成那样，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扯皮，在如此的疼痛面前，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连生、死都不重要了。
  “好吧，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英格曼神父说。
  “水已经烧热了！”陈乔治一直悄悄地参与在这场冲突和扯皮中，虽然一言未发，但立场早就站定，并自作主张地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准备，现在，洗礼池中最后的饮用水已在锅炉里加热了。
  陈乔治忙不迭给独轮车带路，拄树枝的上士跟在后面。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一声不吱地看半死的小兵和跛腿上士，看不出是嫌弃还是恐惧，既像夹道送葬又像夹道欢迎。
  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英格曼神父叫住他。
  “少校，把你的枪给我。”
  军官皱起眉：这洋老头想什么呢？日本人还没能缴他的械呢！
  “你如果想进入教堂的保护，必须放下武器。本教堂的优势是它的中立性，一旦有武装人员进驻，就失去了这个优越性。所以，把你的枪给我。”
  少校看着他的异族浅色眼睛说：“不行。”
  “那我就不能让你待下来。”
  “我不会待下来的，可能也就待一两天。”
  “在这里待一分钟，你也必须做个普通公民。如果日本人发现你带着武器待在这里，我就无法为你辩护，也无法证明教堂的中立地位。”
  “如果日本人真进来，我没有武器，只能任他们宰割。”
  “放下武器，你才能是普通难民在这里避难。否则，你必须立刻离开。”
  戴少校犹豫着，然后说：“我只待一夜，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我就走。”
  “我说了，一分钟也不行。”
  “少校，听神父的吧。”法比在一边说道。“你自己伤得也不轻，从这里出去，没吃没喝，到处是日本兵，你能走多远？至少把伤养养，身体将息一阵再走。”他的江北话现在用来讲道理倒挺合适，听起来像劝村子里一对打架的兄弟。
  戴少校慢慢地把枪保险关上，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口掉了个头，朝向自己，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父。
  书娟看出他的不甘心，正如她刚才也看出神父被迫让步时的不甘一样。
  第八章
  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c练了几个s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x，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s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糊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j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r！……”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j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r，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j，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j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j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j，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j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j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j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李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d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j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j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有人问。
  “等船吧？”有人答。
  “不是说船在等我们吗？”
  “谁说的？”
  “那个汉j翻译说的。”
  “他说的顶p用！这里又没有码头，船怎么停？当然要停在附近码头，等咱上船的时候再开过来。”
  “那为啥不让咱就到码头上去上船呢？”
  这句话把所有议论的人都问哑口了。问这句话的人是李全有的排长，三十一岁，会些文墨也有脑筋。李全有从排长眼睛里看到了恐惧，排长一到江滩上就打量了地形。这是一块凹字形滩地，朝长江的一面是凹字的缺口，被三面高地环抱。从高地下到滩上来的路很陡，又窄，那就是日本兵让中国战俘的双列纵队编为单列的原因。谁会把装载大量乘客的船停靠到这里？不可能。
  排长让李全有看三面高地的顶上。那里站着密密麻麻的日本兵，月光照着他们的武器，每隔一段就架设着一挺重机枪。
  “这是怎么了？还等什么呢？”
  这样的提问已经没人回答了，战俘们有的站不住了，坐下来，饥饿干渴使他们驯服很多，听天由命吧。
  这样等把月亮都从天的一边等到了另一边，船还是没来。本来冻疼、冻木的脚现在像是不存在了。被捆着绳子的手腕也从疼到木再到不存在。
  “妈的，早知道不该让他们绑上手的！”
  “就是，要是手没绑着，还能拼一下！”
  “传单上还有他们司令官的名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