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心解》第四章 经典的永恒绽放

    
    凡训蒙，须讲究。
    详训诂，明句读。
    注释
    蒙：蒙童，古时指刚入学的儿童。
    训诂：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话来解释词义。
    句读：指语句中的停顿，短的停顿叫做“读”，长的停顿叫做“句”。
    凡是教育刚入学的儿童，一定要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每个字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词句讲解清楚，使学童读书时懂得原文的停顿。
    心解
    循序渐进
    这四句话说的是儿童在启蒙阶段的学习内容和步骤。启蒙教育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孔子曰：“少成若成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侯养成的习惯是非常稳固的，终生都会起作用的，因此《三字经》认为“训蒙”“须讲究”，而这一阶段孩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训诂和句读。
    古代的儿童入学后，首先接受的是识字教育。识字的主要教材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古时的儿童摇头晃脑地跟着夫子读《三字经》，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情况。当儿童“能识两千字”时，老师就开始“讲书”了。“讲书”就包括训诂和句读两部分。所谓“训诂”，就是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叫“训故”、“故训”、“古训”、“解故”、“解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训诂”连用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人毛亨注释《诗经》的书，书名叫《诗故训传》。后来才将这门学问称为“训诂”。我国的汉字，是一种形体文字，每个字都包含形、音、义三部分，研究这三部分的学问分别叫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训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训诂学包括音韵学和文字学，狭义的训诂学只是小学（学习的初级阶段）中与音韵、文字相对的学科。训诂学书籍有两种，一种专为注疏某一本重要的书，逐字解释全书的意义，如《论语注疏》、《毛诗注疏》、《韩非子集解》等；另一种是单纯解释古代的词汇，搜集古代词汇，分类注释，如《尔雅》、《说文解字》、《方言》等。训诂学研究方法有：互训，用同义词互相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声训，用声音相似意义相同的字解释，如“衣，依也”，说明这个“衣”在古书中是当做“依”的意思；形训，用字形说明其来源和意义，如“小土为尘”，说明“尘”字的意思是“小土”；义训，用当代的词义解释古词的意义，如“明明、斤斤，察也”，是说“明明”、“斤斤”的意思是“察”；反训，古代有的词和现代意义相反，需要用反义词注释，如“乱而敬，乱，治也”，说明这个“乱”字，在此处作“治”的意思；递训，用几个词连续解释，如“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明这个“庸”字用声训是从“用”字来的，但意思实际是“得”的意思。
    所谓句读，就是对句子进行标点断句。古时称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连称句读时，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古代中文在书写上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设计，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传达意思，仍有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句读的由来。一般是以句号（。）作为一个句子的终结，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句中语气承转停顿以读号（，或、）表示，则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和顿号。像这样加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又被称为“圈点”，如果再加上注解或注脚的动作，则被称为“圈注”。正确的圈点除了可以明了句子和文章原意，也可显现一个人基本的学识和涵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原意。所以古代教育童蒙读书，非常重视句读能力的训练。韩愈的名篇《师说》中说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也道明了学习句读的重要性。据说周总理在一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把国民党一方驳得体无完肤，国民党代表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叫嚷与共产党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同志淡淡一笑，幽默地同样以这四字作答，只是停顿有所不同。他说：“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正是利用标点非常机智地回敬了对方。还有一个句读救命的故事。清朝末年，一个书法家奉旨给慈禧太后题写扇面，写的内容是王之涣的《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由于一时的疏忽和紧张，竟将“间”漏掉了，慈禧一看，大怒，竟把这个书法家问成死罪。此人急中生智，忙解释说：老佛爷息怒，这并不是王之涣的原诗，是用他诗的原意填的词，并当场标点断句，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慈禧一听，无言以对，那位书法家也捡回了自己的性命。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足以认识到句读的重要性了。
    为学者，必有初，
    小学终，至四书。
    注释
    为学：进行学习。
    初：开头，开端。
    小学：初等教育。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
    作为一个学者，求学的初期就要打好基础，把小学阶段的知识都掌握了，才可以读“四书”。
    心解
    四书
    这四句是说学习的具体阶段，只有完成了小学的科目才可以读“四书”。古时的小学和现在的小学有些不同。朱熹主张“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凡年龄在八至十五岁，不分贵贱，只要年龄和心理特征正常便入小学，十五岁以后便入大（tài）学。
    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而且“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如果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那时再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古时小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和洒扫进退的规矩。“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具体内容之前已经说过。日本将其变化为八道：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朱熹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可见在朱熹看来小学应以教事为主，主要内容是伦理规范的训练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大学是更为系统的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还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和小学教育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经过了小学阶段，就可以阅读“四书”了。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曾子、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在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对于“四书”的学习，朱熹认为“读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且强调“初学且须知缓急”。朱熹的意思是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的精微之处：融贯了《论语》、《孟子》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和“四书”同样普及的是朱熹的注，包括《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
    “四书”在我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闪耀古今。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作，“四书”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无数先贤实践和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多诵读一些经典，不仅能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相信社会也能由此形成一种文化认同的新秩序。
    论语者，二十篇，
    群弟子，记善言。
    注释
    论语：书名，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美称。
    善言：具有教育意义的言论。
    《论语》共计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一部书。
    心解
    《论语》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由孔子的弟子编辑而成的。它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我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幼年家境非常贫寒，却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受到齐景公的赞赏，但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未被重用。不久后返回鲁国，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孔子五十一岁时，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国的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后季桓氏迷恋歌舞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于是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他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之后，他不再求仕，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开展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孔子七十三岁时患病，不愈而卒。
    《论语》书名的来历就要追溯到我国古代人写作的体例。古代书籍的写作体例，大体分为“著作”、“编述”、“钞（抄）纂”三大类。由钞（抄）纂而成的书籍，古人称为“论”。《论语》的“论”，就是排比资料、纂辑成编的意思，“语”者，语录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论语》共计二十篇，一万两千多字，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语言表达言简意赅、含蓄隽永，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流失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现代人对《论语》的注解则以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为最好。这本书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论语》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礼和仁。“仁”，仁德。《论语》的“仁”，不是通俗意义上仁爱那样简单的意思，它蕴含了君子所有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性和个人修养。仁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礼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同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后人称为“德治”或“礼治”。
    《论语》中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孔子的教育和学习主张。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教育的基本方法方面，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于教育的目的，孔子认为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其一，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的关键在于爱学、乐学，即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另外，脚踏实地、专心致志、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学习的方法。孔子主张要“温故而知新”，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并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其三，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其四，学习的目的。孔子明确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论语》的教育思想对很多文化名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毛**就很喜欢《论语》，曾经借用《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近几年国内逐渐兴起了一种“国学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其中的精华部分。《论语》就是大家学习的“热门”。我们现在学习《论语》不仅是呆板地背诵，因为其中并没有详细的准则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多是一些具有启发式的话语。在记忆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碰到一件事，就会突然触发了这一句话，从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和灵感，也就获得了解决事情的方法。对于个人来说，这也就是《论语》的价值所在。
    孟子者，七篇止，
    讲道德，说仁义。
    注释
    孟子：书名，记述战国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言行的著作，是儒家的经典作品，据说是孟子本人亲自编订的。
    《孟子》这部书，共计七篇，内容是有关品行修养、发扬道德仁义等优良德行的言论。
    心解
    《孟子》
    相传，《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儒家学者孟子的著述。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的典范。孟子也不负众望，勤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家。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说孟子师承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从韩愈在所著的《原道》中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他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他认为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并认为循此一途，发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圣成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成尧舜”。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学说。在孟子看来，道德教育对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够保存天赋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复归；二是能够扩充或发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帮助人们知性知天。此外，重视道德意志的锻炼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器，必须经过严格的锻炼，即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论语》一样，均为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简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不同，《孟子》多善鸿篇大论，气势磅礴，发言凌厉雄辩，思维机智缜密，无论文采和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中庸，子思笔，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释
    中庸：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子思：孔子的孙子，据说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经常、常道，永不变化的意思。这里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和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全篇约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记载。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根据学者的考证，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郑玄的《中庸》注本这样解释“中庸”：“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亏不盈，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不过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才会达到可进可退、伸缩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于修养人性，从而具备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人们调节人际关系就需要具备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这三种天下通行的品德。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贤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
    中庸之道还要求自我修养要遵循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者三条原则。
    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讲述的是以诚为本的重要性，由秉性真诚而明悟了天理，这叫做天性；由明白天理而内心真诚，这叫做教化。真诚就会明白天理，明白天理就会真诚。
    中庸思想在西方的共鸣者就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德行是mesotes，中文的翻译就是“中庸”。他说：“在情感和行为中的过度与不及都是要遭受失败的，而中道则受到称赞，获得成功。被称赞和成功都属于德性。所以德性乃是一种中道，因为它旨在达到中间。行恶是多方的，相反，行善则只是单向的，这就是作恶日益，为善困难的原因：因为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击中目标则很难。由于这个道理，过度和不及属于恶，中道属于善。”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端实、不卑不亢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大学，乃曾子，
    自修齐，至平治。
    注释
    大学：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曾子：名参，孔子的弟子。
    修：修身，自身的修养。
    齐：齐家，整顿家族。
    平：平天下，安定天下。
    治：治理国家。
    曾子作了《大学》一书，他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心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而且将它列为“四书”之首。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县，一说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也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子思师从曾子，又传授给孟子。因此，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家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著述有《大学》、《孝经》（有人认为《孝经》是孔子的作品）等儒家经典，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并肩共称为五大圣人，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当代的曾姓后裔均把曾子作为自己的开派祖先。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大学”的含义，现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广博的意思；一说它是相对“小学”而言的，也就是“大人之学”，即君子达到从政之学。现多采用第一种说法，个人比较赞同第二种。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也”，全篇主要讲述了如何通过修身、明德、得大道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理想，并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个条目。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大学》的第一句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在很多高校的校训就出自于这句话。例如河南大学的校训就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八个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之前已经谈过。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治理国家的事。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讲的平天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链条的最终环节，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修身、治国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士们的至高人生理念，对我国民族性格和追求的形成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成为儒家思想的标志，和道家、佛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构成几千年来人们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关于儒释道三家学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说过：“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不仅是一门学问，其精华部分同样也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理念和追求。
    孝经通，四书熟，
    如六经，始可读。
    注释
    孝经：书名，儒家经典之一。
    通：通晓、明白。
    六经：儒家经典的总称。
    把《孝经》的道理弄明白了，四书读熟了，才可以去读六经这样深奥的书。
    心解
    《孝经》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孝经》篇幅较短，全书只有一千八百字，分为十八章。书中主要讲述“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的人如何来实行“孝道”。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作者是孔子，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这是出于后人附会。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孝经》的作者的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同期的人则多赞同曾子记录孔子的讲述的说法。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现在一般的说法是，这部书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早期，出自战国晚期的儒家学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有百家之多。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的版本。现在西安碑林中保存最早、造型最特别、雕刻最华丽的碑石就是《石台孝经》。碑文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书写并加以注释的《孝经》。《石台孝经》以奇特的形制、深刻的内涵、绝妙的书法成为西安碑林中的“迎客第一碑”。
    《孝经》主张“孝悌”的思想，“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并认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并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提倡“事君如事父”，因此受到各朝统治者的推崇——希望通过宗法血缘关系来达到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
    《孝经》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如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等。在古代，《孝经》承担着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任务，在五四时期受到了批判。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的孝道，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三字经》的作者认为读懂了《孝经》和“四书”，就可以来学习“六经”了。根据南宋学者朱熹的看法，“六经”的地位是高于“四书”的，即“四子，六经之阶梯”（文中“四子”即四书）。古人还要求学习要循序渐进。朱熹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有这样一段话：“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诗书易，礼春秋，
    号六经，当讲求。
    注释
    诗：《诗经》。
    书：《尚书》，也称《书经》。
    易：《周易》，也称《易经》。
    礼：《周礼》和《礼记》。
    春秋：《春秋》。
    经：经典，权威性著作。
    《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统称为“六经”，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经典，应当仔细阅读。
    心解
    六经
    这四句话介绍的是“六经”。“六经”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部经典的统称。“六经”的说法最早源自《庄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六经“中的《乐经》已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因此在汉朝，将这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西汉汉武帝时期设立有“五经博士”。《三字经》将《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春秋》称为“六经”。相传“六经”是孔子教授学生的教材，弟子三千习《诗》、《书》、《礼》、《乐》，七十二贤人兼习《易》与《春秋》。不可否认，“六经”正是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以及创造性的修订、解说才得以传之后世的。
    “六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周易》是我国第一部哲学著作。《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组织管理和典章制度的著作，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的各国制度。《礼记》是我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春秋》是我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六经”各有论述的重点。如《庄子·天下篇》中所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说法是：《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六经”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易》为总纲，《书》为政典，《礼》为礼书，《乐》为乐书，《春秋》为刑典，《诗》则将礼乐刑政综合了起来。
    古人认为熟读“六经”是非常重要的。《礼记·经解》中曾记载孔子的有关言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致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静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但是如果学习的方法不得当，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呢？有一个和“六经”有关的著名论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论断出自宋朝心学鼻祖陆九渊，对我们学习“六经”有很大的启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明白客观的道理，把前人的理解作为参考，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了解古人的意思，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这告诉我们一种学习经典的方法，值得深思。
    由于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书目，这样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了。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显然在“七经”、“九经”中，已经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一些“传、记”也包括到经的范围之内了。在唐代，《论语》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唐文宗年间（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论语》、《孝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总共十二部书，称为“十二经”。这些经书刻石保存至今，就是西安碑林中著名的“开成石经”。在宋朝，理学家们把《孟子》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北宋哲宗元佑年间的科举考试内容中就包括《孟子》。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其成书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迄秦汉；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十三经”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
    有连山，有归藏，
    有周易，三易详。
    注释
    连山：相传是夏代的《易》书。
    归藏：相传是商代的《易》书。
    分别成书于夏、商、周的《连山》、《归藏》、《周易》，合称“三易”，这样《易》就更加完备详尽了。
    心解
    《易经》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易经》，又叫《周易》。实际上，《易经》有三种，分别是夏代的《连山易》、商代的《归藏易》和周代的《周易》，但是前两部已经失传了，因此现在来说《易经》就是《周易》。历史传说中，有伏羲画八卦、周文王作周易，即“文王拘而演《周易》”（所以《易经》又被称为《周易》）、孔子修《易》、连山易祖作《易》、九天玄女传《易》等说法。综合来说，《易经》是远古众多圣人根据大自然（或天道、生命）的发展变化规律经过很长的年代创作并不断修改而成的。
    《易经》全书共二万四千多字，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的原名就是《周易》，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所谓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八卦”则是由“阴”、“阳”二爻三叠而成。《易经》的“阴”、“阳”，分别呈中断的与相连的线条形状，即“––”与“—”。古人用阴阳范畴来表现寒暑、日月、男女、昼夜、奇偶等众多概念，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阴”与“阳”的基础上，圣人将其符号三叠而成八种不同形状，分别命名为不同的卦名并拟取相应的象征，称为“八卦”。传部实际上是阐释《易经》经文的专著，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汉人称之为“十翼”，后世统称《易传》。其中，《彖传》分别解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和一卦大旨。《象传》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解释卦象的部分称为《大象传》，解释爻象的部分称为《小象传》。《文言》共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意旨，因此也称《乾文言》、《坤文言》，主要是在《彖传》和《象传》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阐发与拓展。《系辞传》主要申说经文要领，贯彻卦爻辞的基本义理。文中对《周易》经文作了全面的辨析与阐发，一者抒发《易》理之精微，二者展示读《易》之要例。《说卦传》是阐述八卦取象大例的专论，也是探讨《易》象产生于推展的重要依据。《序卦传》是《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推衍纲要，揭示各卦之间的相承相受。前半段经《乾》至《离》共三十卦，主说天道；后半段自《咸》至《未济》三十四卦，主说人伦。《杂卦传》犹言“杂糅众卦，错综其义”。将六十四卦重新编为三十二对“错综卦”，旨在阐发事物的发展在正反相对因素中体现出的变化规律。
    《易经》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易经》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易经》的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就源于此。同时，《易经》对子午流注、八纲辩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易经》也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易经》对武术发展同样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计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而成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
    可以说，《易经》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后人，我们要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去学习和应用它。
    有典谟，有训诰，
    有誓命，书之奥。
    注释
    典：《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
    谟：《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臣谋略的记载。
    训：《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贤臣训导君王的言行的记载。
    诰：《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王政令的记载。
    誓：《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训诫士众誓词的记载。
    命：《尚书》文体之一，是关于君主命令的记载。
    《书经》的内容分六个部分：典、谟、训、诰、誓、命，写得很深奥。
    心解
    《尚书》
    这一节介绍的是《尚书》。“尚”是年代久远的意思，“书”就是历史文献。《尚书》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左传》等书籍都曾引用《尚书》中的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到汉代改称《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尚书》是由孔子编撰而成，当时流传下来的文献有三千多篇，孔子选择了一百多篇编成《尚书》，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尚书》编成后不久就遭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西汉初存二十九篇，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为秦博士伏生所传。根据朱自清先生的叙述，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到汉定天下的时候，他才回家，发现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后来汉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但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向他学习。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还有一种说法是，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贤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家、史学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作为我国古代散文形成的标志。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尚书》中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书中的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尚书》的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就是指这个特点。只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三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二十卷等。
    我周公，作周礼，
    著六官，存治体。
    注释
    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姬旦，西周著名政治家。
    周礼：书名。
    著：设立、设置。
    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治体：政治体制。
    周公写作了《周礼》，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官制以及国家的组成情况。
    心解
    《周礼》
    说起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就不得不提到“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一节主要介绍《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是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的汇编，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所著。周公，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后人称为周公。武王建立了周王朝后，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天下大治。周公在辅政期间，兢兢业业，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脯”的来源。曹操在《短歌行》也以周公的事迹来抒发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写下了“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诗句。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孔子的儒家学派，把他的人格典范作为最高典范，其最高政治理想是周初的仁政。孔子终生倡导的正是周公的礼乐制度。章学诚曾言：“人如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夫季平子私自用天子礼乐，孔子闻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周礼》内容非常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的宝库。《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设置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就确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大体框架，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六官”分别是：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明清为吏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明清为户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明清为礼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明清为兵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明清为刑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和公安部；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明清为工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主张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代儒士感叹：“非圣贤不能作”，绝非无稽之谈。
    大小戴，注礼记，
    述圣言，礼乐备。
    注释
    大小戴：汉代的儒家学者戴德（“大戴”）、戴圣（“小戴”），二人为叔侄关系。
    礼记：书名，秦汉之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
    圣言：圣人的言论。
    戴德和戴圣整理并且注释《礼记》，供人学习，使后人知道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礼乐的情形。
    心解
    《礼记》
    这一节主要介绍“三礼”中的《礼记》。《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等。《礼记》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在先秦时代，儒家所称的《礼经》是《仪礼》。据传《仪礼》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17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仪礼》虽字数不多，但文字艰涩，内容枯燥，连治史者都对它望而生畏。因此，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学者对其内容进行解释和阐述。《礼记》就是汉代学者根据这些材料编著而成的。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礼记》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一百三十篇综合简化，一共得八十五篇，被称为《大戴礼记》，流传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四十六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四十九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的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将四十九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书目。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论述严谨，有的言简意赅、意味深长，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名言和成语就出自《礼记》，如苛政猛于虎、放之四海而皆准、格格不入、天下为公等。《礼记》中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曰国风，曰雅颂，
    号四诗，当讽咏。
    注释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包括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一百六十篇诗歌。
    雅：《诗经》的一部分，贵族士大夫的作品，分为“大雅”和“小雅”两个部分。
    颂：《诗经》的一部分，用于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商颂”、“鲁颂”三部分，大约四十篇。
    号：号称。
    讽咏：吟诵。
    《国风》、《大雅》、《小雅》、《颂》，合称为四诗，它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应，值得我们不断朗诵。
    心解
    《诗经》
    这一节主要介绍“六经”中的《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约三百零五篇诗歌。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中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关于《诗经》的作者存在很多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另外一种说法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乐师搜集的。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到南宋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的传本。
    提到《诗经》就必须要说一下“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内容；后三个说的是《诗经》的写作手法。根据音乐的不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共十五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74篇）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31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四十篇。“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就是比喻。如《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如《诗经》的开篇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孔子在教授学生时，非常重视“诗教”，使他们“温柔敦厚”。“诗教”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被后世引申为艺术原则。近代词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提出“柔厚”说，要求词在艺术表现上要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要深郁厚笃，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
    儒家还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论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就是说诗歌可以让欣赏者精神感动奋发。“观”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还可以看出诗人的情志。“群”就是说，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感情，促使社会保持和谐。“怨”是说诗歌可以引发欣赏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地位。《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以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以及赋比兴的手法来状物。另外，《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
    诗既亡，春秋作，
    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注释
    诗：《诗经》。
    春秋：书名，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而成的。
    寓：寄托、隐含。
    褒贬：褒扬和批评。
    别：分别、区分。
    公羊：书名，《春秋公羊传》。
    左氏：书名，《春秋左传》。
    穀梁：书名，《春秋穀梁传》。
    后来由于周朝的衰落，《诗经》也就跟着被冷落了，所以孔子就作《春秋》，在这本书中寄托着孔子对现实政治的褒贬以及对善恶行为的分辨。用来解释《春秋》的书有三本：羊高所著的《公羊传》、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榖梁赤所著《穀梁传》。
    心解
    《春秋》
    西周第十二代君主周幽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等到犬戎军队兵临城下时，周幽王自食苦果，死于乱军之中，西周灭亡。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礼崩乐坏”，周王室名存实亡。各国不再采风，诸侯不觐天子，天子不享诸侯，宗庙祭祀不继，这样《诗》的精神就丧失了。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是可忍，孰不可忍”。晚年时回到鲁国后，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因此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春秋》，又称《麟经》（《麟史》），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书《春秋》加以整理修订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孔子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他的主观看法。经学家认为他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因此后人将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或者微言大义。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又能够编写？
    由于《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后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因此，后世史学家比较重视《左传》。
    《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于是左丘明来为《春秋》作传。另有相传左丘明当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纪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经既明，方读子，
    撮其要，记其事。
    注释
    经：儒家经典。
    方：方才。
    子：诸子百家的著作。
    撮：撮取。
    要：要点、主要观点。
    读熟了经传然后读子书。子书繁杂，必须选择比较重要的来读，并且要熟习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解
    诸子百家
    《三字经》认为读书的顺序是：“详训诂，明句读”，之后学习“四书”和《孝经》，然后才可以读“六经”，当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是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我们之前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下一章会介绍。“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是收录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局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十家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三字经》认为应该“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也就是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在政治上，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发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天命”的绝对权威。老子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政治上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兼爱”、“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墨翟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名家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应该是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他们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子者，有荀扬，
    文中子，及老庄。
    注释
    荀：荀况，战国后期思想家。
    扬：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文中子：隋代哲学家王通。
    老：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
    庄：庄子，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
    五子是指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
    心解
    五子
    这一节主要介绍古代五位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扬雄、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三字经》之所以选择这五位思想家，是缘于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遵循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另外，还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因此，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
    荀子（约公元前325—前238年）名况，时人尊其号为“卿”，故又称荀卿，汉代避宣帝讳而改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后来荀子受楚国春申君重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学并有所发展，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在儒学中自成一派。之前已经说过，荀子在人性问题，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对礼很重视，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与礼治法治相结合。《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
    扬雄（公元前53—1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四十岁后，始游京师。扬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早年非常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文中子是指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是他的学生给他的称号。王通（584—617年），字仲淹，万荣县通化人，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出身书香门弟官宦之家，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十岁时，仿孔子《春秋》而作《元经》。十九岁上奏《太平十二策》，施展为国抱负。后读《诗》、《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又讲艺于龙门，受业者千余人。著名学生有唐初名相功臣房玄龄、李靖、魏征等。他的孙子正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说》。
    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提倡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老子（约公元前57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dā
    ），楚国苦县人，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向老子问礼。传说他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最后不知所终。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思想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讲究性命双修、虚心实腹、不与人争。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例如：汉初的统治者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道德经》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他的学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庄子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著有《庄子》（被道教奉为《南华经》），也是道家的经典之一。
    庄子主张“间世主义”，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主张“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斗。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按时处顺，逍遥自得。庄子的文章，想象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