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天堂》第 1 部分阅读

  全世界最幸福女人的生活手记：三个人的天堂　作者：深圳女蛙
  引子：我突然想写了1
  我们到深圳10年了，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我们结婚9年了，正享受着自己营造“蜜月”。
  我突然决定要写了。尽管几天前，我还是那样愚顽不化，油盐不进，因为不肯写被我那帮朋友恨得咬牙切齿。
  那是一个毫无主题毫无目的的聚会。在狂吃一通，撑得目光呆滞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就像往常一样拿我们家的鸡毛蒜皮开涮，并戏称是餐后甜品。
  “你老哥最近有什么搞笑的话”
  “贝贝有什么故事没有”
  “老哥”其实是我的先生，俗称老公，只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我叫他“老哥”或“哥哥”，已经有十多年了。
  开始当着朋友的面这么叫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他们也慢慢习惯了，都是亲人或好友。他们提到我老哥时也通称“你老哥”或“你哥哥”之类，有时带点坏笑。
  老哥是个律师，从不见他有多忙，没有特别要紧事的时候就经常和我在家“鬼混”，对于我要求一起喝早茶共进午餐看夕阳喝咖啡之类的事常常会答应。
  老哥最明显的兴趣是读书看报，他说：“只要一卷在握，哪怕不翻一页心里都觉得塌实”。经常在朋友面前一秀，满足点虚荣心的就是摄影。老哥在摄影上有着业余的天分，我非常鼓励他玩摄影，无比投入地献身当他的超模，当然，分不清是是为他还是为自己。
  不过，老哥对他的爱好有自己的认识：“不爱抽烟不爱喝酒，不爱打牌不爱泡吧，只爱老婆和孩子。”他总是得意地调侃自己：“我的特长是会娶老婆，可惜这特长一辈子只能发挥一次。”
  贝贝是我们的女儿，现在6岁多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说她“好白”，包括为她接生的护士。三岁的时候贝贝已经懂得为自己的白骄傲，她一听别人夸她白，就会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卖点。”
  这小女人是个臭美冠军。有一次，看见我穿一套新衣服，站在镜子面前摇来摆去准备出门时，她突然跑进洗手间大哭，一颗颗眼泪从白色的小胖脸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吓得我们赶紧问她为什么，她哽咽着说：“妈妈的裙子太漂亮了，我没有。”
  还有一次在电梯里，别人表扬她：“这小女孩好可爱，白白胖胖的。”她走出电梯十来米后，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说：“谁说我胖，谁自己就是丑八怪”
  贝贝爱画画。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了还没睡着，我问她怎么啦，她说：“今天没画画，睡不着。”我说：“那就起来画一幅吧。”贝贝立即花五分钟画了一幅，然后酣然睡去。
  我们家这两位的故事常被朋友们深度挖掘，并广为流传，而我则在长期的“甜品”事业中，逐渐被老哥授予“隐私贩卖者”的光荣称号。
  那天在聚会上，我如常报道了贝贝的最新趣闻后，灿灿突然说：“哎，你把这些写下来嘛，写成一本书，绝对畅销。”我大吃一惊，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跻身写书者的行列：“啊写什么”
  “就写你们家，写你们的天堂啊，最好来个绝对纪实。”杨杨突然一抹油嘴，来了兴趣。两年前，四岁的贝贝第一次接触到“天堂”这个词，问老哥什么是天堂，老哥笑着说：“天堂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是天堂。”当时正好杨杨在我们家蹭晚饭，听到老哥的回答后，无限扩张地宣扬了出去，并成功地把这句话打造成老哥的名言。
  “得了吧，这年头写苦难写不幸有人看，有人同情。因为苦难才深刻，不幸才打动人，人生不如意十之###，写这些，读者看起来才有共鸣。要写幸福，怎么看怎么肤浅，绝对空洞，没人看。”我来了个即兴发挥，希望立马说服他们掐了这念头。
  “苦难不幸当然值得同情和尊重，但幸福是每个人的向往，写幸福可以带给读者以阳光和希望。”老金一向思辩，说出的话总是一锤定音般地肯定。
  还没等我开口，平时并不怎么来事的燕子居然也帮起腔来了：“每次听你讲你们家那些事，我们都很感动很开心啊，既然我们喜欢，那别人也应该喜欢。你没发现你们家那些鸡毛蒜皮每次都让我们听得着迷”
  引子：我突然想写了2
  “唉呀，我又不是名人，名人的日常琐事有人追着看，还没见过普通人也来卖自己的破事的。”我对这个话题嗤之以鼻，一点兴致都没有。
  “不对，看名人的故事是因为追星，因为猎奇，想看看人家名人是怎么过日子的，而看普通人的故事，对于普通人才有教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普通人啊，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你的那些幸福理论和幸福故事，一直对我们有启发啊。”真奇了怪了，连薇薇这种不掺合的人都极力怂恿起来了。
  “可是，我凭什么去说教，我有什么资格说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大师，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按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我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简直有点急了。
  “你不用说教，就如实写下你们的生活就好了，保证读者看了会觉得有意思，会像我们一样哈哈大笑。”vivian的表情像已经看到读者正人手一本，边看我的书边傻笑。
  “拜托你们别整我了行不像我这种平时写几千字的报道都恨不得哭的人，还写书”我感觉自己就差喊救命了。
  “你好歹也是咱主流大报一主编，干新闻干了10年了，说出这么丢我们报社老脸的话，小心我叫老总把你给炒了。”jessica是我的同事兼好友，说话绝对不留情面，看大家这么给我面子，我还一副给脸不要脸的模样，恨不得当场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亲爱的，你只是有点懒，我们又不是没看过你写的东西。”玛亚看大家这么逼我，善解人意地给我打起气来。
  “好吧，让我好好想想”我看这个问题越纠缠越严重了，于是不顾他们看我时那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虚晃一枪，收了场。
  今天早晨有点邪门，我这种平时一觉睡到八点多，还要强烈依靠闹钟的人，居然在早上五点就自然醒了，更奇怪的是脑袋清醒得一塌糊涂，满足得一塌糊涂。
  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扭头看着熟睡的老哥。朦胧的晨光里，老哥酣睡如纯真的孩子，表情恬静安详，我忍不住伸过手去，轻抚他的脸盘。他似乎感觉到了我，下意识地把手臂伸向我的脖子，我就势将头一抬，枕着了他的臂弯，他用头轻轻碰我几下确认后，习惯性地用头抵住我的头，睡去。我一动不动地枕着他，心里突然很感慨：“天啦，我们相爱都十多年了，结婚都九年了，怎么会有越来越爱的感觉呢。”
  直挺挺地甜蜜了一会儿之后，我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走向薄雾笼罩的阳台。我趴在栏杆上，听着小鸟欢叫成一片，俯瞰着晨雾中的华侨城，内心无比宁静。看到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我突然想起刚到深圳时，一直不舍得花100块钱买门票，于是，几年下来每次都只是在外面转悠，然后对老哥说：“外面肯定比里面好看多了。”想想那时的情景，不禁开怀。
  一晃，我们到深圳就是10年了，10年前的情景，还那样清晰可见，如今，贝贝都快7岁了，成了我和老哥的好朋友，成了朋友们的开心果。
  一想到我那些好友们，那天聚会的情景开始在脑际盘桓，萦绕不去。那天说的每句话，都在我脑海里拼命翻滚，激活着我的神经。
  “何不真的写下来”这一念头从自己脑海中跳出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但突然又兴奋起来。
  我们到深圳10年了，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我们结婚9年了，正享受着自己营造“蜜月”。就写我们的深圳10年，就写我们结婚9年，就写我们三个人的天堂
  本书由老哥的摄影作品贝贝的画和我的文字组成。
  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1
  1996年7月，老哥毕业分配到深圳，在一家银行上班，我还在读研究生，在暑假作为随行特使来了深圳。
  当我们一人拎一个包，来到他们银行安排的宿舍时，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视傻笑：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内，除了一张1米2的床垫，空无一物。
  “我们有2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我们有钱。”老哥豪气十足地伸出手，夸张地拍了拍他那人造革钱包，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从亲戚那借来的20张大百我们闯荡深圳的全部费用。
  傻坐一会儿后，我们掏出纸和笔来列购物清单，写到床上用品时，老哥指指那张床，很诡秘地说：“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我笑着擂了他一拳。
  我们去最近的千百意商场后来没过多久关门了，现在是酒楼，围绕着吃喝拉撒买了一大堆必需品，看到一盏台灯时，我的小资心理不顾当时的经济状况，狂作祟。
  那台灯的灯罩和灯座都有印象派油画的感觉，色彩绚烂，还可调节光线，我一看到它，立即想买。我感觉那8平米的家，如果有了这盏台灯，绝对不至于惨白和空洞。但一看标价，要160块，我吓了一跳，心想，简直是敲诈。
  我气得走开了，和老哥去选别的生活用品，但奇怪的是，离这盏台灯越远，我就越想买，绕了一圈后，又拉着老哥回到这盏灯前。
  老哥说：“这太豪华了吧，妹，我们还不能买电器呢。因为160块的天数，台灯被尊称为电器”我当然也知道，但实在想买，站着不动，摇着老哥的手说：“买了吧，哥哥，豪华一把吧。”我后来偷眼看到老哥把这台灯放进购物车时，脸上有一种“豁出去”的表情。
  这盏台灯后来成为我们家除人以外最大的亮点，它以调节光线的功能，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浪漫需求。有时我们将光线调到最低，体会“一灯如豆”的感觉；再大一点点，就朦胧成一片；更大时，橙红的光线就开始表现浪漫；再明亮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床上温馨地用它看书。
  冬天的夜晚，我们经常早早关了日光灯，把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调试好光线，爬上床。老哥把枕头靠在床头冰冷的墙上，迅速用背压住枕头，坐好，然后笑着把双手张开，伸向我，我立刻像只温柔的猫，乖乖地坐到他怀里，盖上被子，顺势把我们刚脱下来的外套毛衣压在被子上取暖。
  老哥负责捧书和翻书，我什么也不用管，只管把手窝在被子里暖和着。我的背贴着他的胸，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顺势一歪就能亲到我的脖子，他呼出的热气直吹进我的耳朵，我常常大叫“阅读环境恶劣”。
  我表现好的时候，就用手揉搓老哥冰冷的脚丫，我边揉他边躲闪，嘴里发出各种怪笑。有时我干脆在他的脚掌里使劲挠痒痒，弄得他满床打滚，边滚边喊“救命”。
  他乱滚一气的时候，经常会碰倒床垫旁的宝贝台灯，这时我们就会突然刹住笑，一起心疼我们家当时唯一的自买“电器”。
  每天晚上，我们一打开这盏台灯，心灵就开始享受。
  在我们后来的n次搬家行动中，这盏台灯总是成为第一重点保护对象。直到2003年，我的闺密玛亚到了深圳，我们把这盏台灯郑重地送给了她，她一直把这盏台灯放在床上，和她最爱的书一起，陪伴她。
  除台灯以外，我们还咬牙买了一张茶几，耗去巨资120块。这张黑色胶木板的茶几有四个轮子，可以自如地移位，还可以装拆。深圳的许多家具都有这个特点，据说是为了搬家，多数深圳人都会搬好几次家。
  这张茶几在我们家属于绝对多功能家具。我们用它当餐桌书桌写字台熨衣板，晚上充当衣柜，搬家的时候当小型运输车。作为我们的主力家具，它受到我和老哥的百般呵护，我们用了三年多，一点刮花的痕迹都没有。
  后来，我弟弟也来深圳打工，我们把茶几送给了他。几年之后，他赚了点钱准备回老家发展，我们的茶几也衣锦还乡，现在还在我弟弟家中，在我们家乡继续发挥着多功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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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床也忒宽了吧，一半就够2
  那一次在千百意商场，我们还买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套床上用品：一张草席，一床特价线毯，一个双人枕头。双人枕头死贵，要98块，不过很漂亮，而且枕头也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又作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买了。
  不过，想到这几样床上用品可以一直用到11月份，我和老哥顿时觉得毕业后来深圳，是一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要是去北京，10月份就得添置一套厚厚的床上用品，那得花多少钱呀。
  买双人枕头时，我很怕别人看到，觉得买双人枕头就意味着告诉别人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了，担心别人说“这两个人，这么小，没结婚就住在一起，不害羞”。但后来听说深圳人不太管别人的私生活，再搬家时，我很大方地把双人枕头直接抱在自己身上。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双人枕头还在我们家。它听了我们太多甜言蜜语，感受了我们太多缠绵的故事，我不会送人，更不会丢掉，只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让它们和阳光对话一番。
  家的感觉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
  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比这间大。
  房间真的大了许多，有十来平米，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留下的家具，但也还是“三无”房，没有洗手间没有厨房没有阳台。不过我们很高兴，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做饭就有家的感觉，而且比吃盒饭省钱。
  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他比我们先来，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掉了漆倒没什么，就是不自动跳闸了，饭很容易烧糊”我极领情地说：“没关系，饭熟了不跳闸，可以闻饭的香味，饭香了就拔掉插头，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
  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读大学的时候，和死党笨笨，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读研究生的时候，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
  那个暑假，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注册会计师，白天老哥去上班，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这1400块，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财务管理，我说正好“学以致用”，嘿嘿。
  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经过我的专业精算，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
  那个巨型电饭煲顿时发挥了作用，我既用来做菜，又用来做饭，有时先做好菜放旁边盖起来，再做饭，饭好了老哥就回来了。遇到那种应该马上吃的菜就先做饭，把饭打起来再做菜。有时一边做饭，一边在饭上蒸菜。有时把腊肠豆子一类的东西直接放进饭里一起做，做成菜饭，既当菜又当饭，绝不亚于现在在一流粤菜酒楼吃到的腊味煲仔饭。有时还用它煲汤，汤好以后下进面条粉丝，超级无敌美味。
  后来，当我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这一段故事时，一位80年代出生的妹妹大叫一声：“麦噶得，电饭煲还可以做菜煲汤”我大笑：“俺们无产阶级前辈的生存智慧，你们新新人类难以想象吧”虽然跟许多比我更老的无产阶级比，我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当然要倚老卖老一番。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吃的饭都是从电饭煲里盛出来的东北大米泰国香米，也没看到过爸妈用电饭煲干过别的，当然想不到电饭煲会有那么多妙用。
  可是在那个暑假，这只巨型电饭煲是我这大厨唯一的武器。我每天变着法子做饭，每天吃的都不一样，用的晚饭钱都不超过5块。我估算着老哥回家的时间，快好了的时候，就趴在窗口看。老哥一进到院子就往我们家窗户望，望见我就猛挥手，然后一溜小跑回来。我在窗口一见到他，就立即把电饭煲插头拔了，然后盛饭，盛好饭时，老哥就刚好进屋。
  老哥在亲我一下之后就开始赞不决口“吧唧吧唧”地吃饭。他咀嚼和吞咽的声音，如同演奏欢乐颂，让我得意无比。那时他常常因为疼惜，因为感慨，因为感动而说的那些话，也比后来任何时候说的都动情。本人的贤惠，也在那一段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饭后被老哥牵着手在教育学院或银湖散步时的感觉，和多年以后在马尔代夫的夕阳里漫步，或在新疆阿尔泰的白桦林里听鸟叫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一样的宁静，一样的快乐，一样的美好。
  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哥哥，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而他老人家却说：“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一起快活，所以叫穷快活。”
  五块钱的“美味佳肴”1
  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美味佳肴”大肆表扬说：“你不是用5块钱，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律师的智慧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但有时候，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也不是那么管用。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其实不容易。
  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晴天灰尘弥漫，雨天泥泞满踝。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保姆，一类是老人，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最后一类比较多。
  我当时刚到深圳，对于这类着装的女人不太理解。我不明白女人优美的身体，为什么拿那样一件一统江山的劣质睡衣来罩住，很饱满的胸部，为什么用那样具有透视感的松垮文胸，穿一件脏乎乎的睡衣到处跑，怎么却像出入无人之境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们。
  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我从来不喜欢。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今天吃什么，怎么搭配，一进菜市场，立即找到想要的菜，买了就飞奔走人。但有时我想要的菜并没有，有时有，又不新鲜了。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我要么只能作罢，要么得换一家试试，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浑身油污的卖肉者，这些，都让我难办。
  还有一次，本来是打算做肉末烧豆腐红烧茄子的，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一问，要3块钱，我想，如果改做肉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那也不错，但那样的话总额要6块钱，超支了。
  我问卖家“两块钱可不可以”，他极不耐烦地摇头。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走了一圈，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有的不如那个大，我又回到原来那家，再试着问：“真的不能两块吗”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没有钱你就别买了，3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我告诉你，这腰花我不卖了，两块钱还一块钱呢”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鼻子拼命地“哼”出一声。
  我本来只是再试试，他要不同意，我就三块钱也买了，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我瞠目结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赶紧扭头走了，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
  回来的时候，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我拖着像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心里无限悲哀。
  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我对自己无力地说：“这就是辛酸，辛酸也是一种感觉，辛酸也是一种体验。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只有幸福只有快乐，那是不完整的。”
  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至于他发怒不卖了，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三块钱，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还跟他还价，他非常生气，或者那一刻他心情不好，可能正为什么事生气，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运气不佳。
  这么一分析，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接受了他的怒火。我甚至想，没准换了我，也烦了，为了一块钱，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爱买不买。
  “不过，我会有钱的。”我长叹一口气后，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我读了20年书，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考过了律师资格，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我不相信赚不到钱，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只会越来越有钱。”
  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开始慢慢恢复体力，说服自己将这件事放下：人生不如意事十###，而我的人生里，如意事十###，我有限的记忆空间，只应该用来储存快乐的事情。对于不快乐的事，应该把它过滤掉。
  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我用劲甩了甩头发，心想，到家了，哥哥要回来了，我要象往常一样，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等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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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钱的“美味佳肴”2
  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老哥，让自己的女人受穷，那是男人的死穴。男人自己受穷的时候，要么忍了，要么来一通国骂，或者展开一场愤世嫉俗的发泄，就过去了，但如果让他的女人和孩子辛酸，那会让他感觉痛到骨子里。我不能带给老哥这样的硬伤，我要养他的胃，更要养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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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1
  1995年的冬天，老哥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回到我们就读的学校以后，他的主要话题成了深圳与武汉长沙之比较去深圳之前，他只呆过这两个城市，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深圳的公园，那是真正的公园，公家的园子，不收钱的，不要门票。”我听了很吃惊。他还说：“市中心就有个荔枝公园，很大，里面有山有湖，到处都是荔枝树，有四五个门，谁都可以进去的，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那吹拉弹唱，很好玩，风景又美。”
  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脚都走出泡了，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一丁点大，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还要门票。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我气得说：“什么情人节，简直是死人节嘛。”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
  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1996年的暑假，我到深圳后没几天，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心里豪情满怀，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老哥满心欢喜地说：“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过了试用期，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7000块钱一个月，7000块呢，做深圳人好吧”他说“深圳人”时，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
  那个暑假的晚上，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
  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是24路。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但当时晚上没有灯，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然后猛冲。
  在当时看来，那马路宽得气人。从立交桥上下来，有比较陡的坡，车速都非常快，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先瞅准车的间隙，然后迅速反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再爬上隔离墙，接着等待时机，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有时运气不好，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
  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可能是由于太害怕，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总感觉自己对车速对距离估计不对，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不太看得清楚。
  一直犹豫到第五次，我将心一横，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刚一站定，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轰”地一声巨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爬上隔离墙时，我一屁股坐在上面，只剩下悲凉。我强烈地感觉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满脸冰凉的泪水，我感觉自己仿佛死了一次。
  坐在隔离墙上，我环顾四周。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集合成各种图案，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长城大厦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真像长城一样长，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而我，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只是一个黑影。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买房，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我还不能有这样的梦，它像星星一样遥远。
  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他们飞去，他们飞来，他们的车灯将我的眼睛刺过去，将我的眼睛刺过来。我被车灯包围了，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我在灯火的中央，但我在深圳的边缘，被包围在隔离墙上。
  我被包围在隔离墙上2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但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进去，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会有一切我坐在隔离墙上，用尽全身力气，扮演着优质的打气桶，拼了老命给自己打气。
  那天老哥出差了，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回到教育学院时，什么也没洗，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
  那个暑假过完后，我要重回学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向老哥挥完手走向火车站台时，心里无比轻松。老哥后来在信中说，我是头也没回地走的。
  我当时不喜欢深圳，但我知道会自己来，因为我爱老哥，老哥已经在深圳了，我就得来。我这么想时，有些惆怅，有些无奈，也心存希望，感觉很复杂。
  但我完全没想到，十年以后，有朋友跟我说起深圳的种种不好，问起我的感觉时，我毫不避讳地说：“现在如果搞一场我爱深圳的演讲比赛，我保证噔噔噔跑上讲坛，不打草稿，唰唰唰拿下个一等奖。”
  十年来，我们到过不少城市，每次从外地回来，火车一进入深圳市区，一看到地王大厦看到和平路旁栋栋亲切的高楼时，每次都有强烈的回到家的感动，总是忍不住大声说：“哎呀，还是深圳好啊。”每次从宝安机场回来，车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座座熟悉的广告牌，看到路两旁扑面而来的花草，我的心里，总有着放飞一般的自由和轻松，有一种被深圳拥抱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扑入了老哥的怀抱。
  我常常感慨，也许没有哪一座城市，能这样宽松地包容我们这些赤贫而充满梦想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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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1
  1998年，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那栋宿舍现在还在。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
  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
  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一个星期后，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也是“三无”房，但有10多平米了，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老哥形象地说：“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以后的每次搬家，我们都笑称“坐直升飞机”。
  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不用在洗澡的时候，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我开心得手舞足蹈。
  第四次搬家，虽然还是一间房，但已经有阳台，有洗手间，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这当然是飞跃，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
  这次搬家时，我们已经得到“前辈”指引：“买家具不要去商场，很贵的，应该去旧货市场，便宜。”
  我们得此真传，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一张一米五的床绿色的皮沙发，当然是人造革的，还有电视柜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总之，该有的全都有了。
  我们一起把墙刷白，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老哥买来这幅画时，无比得意，说：“这画多美呀，而且不褪色的，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还可以用水洗，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
  当全套家具送来，摆放好以后，我大叫起来：“天啦，真像个家”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当时生意火得很。
  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非常漂亮。这么一布置，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我环顾着这10来平米的家，无比开怀。
  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样温暖。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房间是双拼户型，有200多平方米，是温情的英伦风格。
  那个周末，我们兴奋得哪儿都没去。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摸摸人造革沙发，那小心翼翼的样子，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闭上眼睛，无比陶醉地感受那松松软软的质感。
  老哥满足地说：“这下，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了的我们，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努力工作，从容积累。
  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他当即订了几份，送给他的朋友们，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财源人物”。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所以在亏损几年后，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
  那时我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常研读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日本经济新闻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开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坐在草地上，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漂亮极了，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老哥很肯定地说：“当然啦，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会不断地衔泥，不断地做窝。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
  每次搬家都是坐直升飞机2
  那时候，我在报社的工资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交了房租后余下的钱用来安排日常生活，老哥的4500块钱就可以全部存起来。我对老哥开心地说：“两个月就可以成为万元户呢，真是爽”“是啊，以前觉得万元户那么了不起，没想到现在一不小心就当上了”老哥赶紧拿出自己的存折，无比得意地凑过来给我看。
  后来，当我们手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们这两只燕子就开始到处看楼，准备去高楼里筑窝，“密谋”着又一次坐直升飞机。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1
  1999年秋天，当我们把爸妈从机场接到家时，老爸大叹一口气说：“哎，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
  这确实需要想象力，他们的父辈以及祖先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老家，他们住的房子是从茅屋进化而来的土屋，他们曾经拼了老命，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当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九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自己挣到饭吃，并且吃饱。而今天，他们居然坐着飞机，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海边，看到了六十多层高的房子，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了，还自己娶了媳妇。
  那天中午在外面吃完饭，我们带爸妈在附近转了转，他们感叹了好几个小时后，总算适应了这个反差太大的事实。晚上回到家，老妈突然说：“只有一间房，怎么睡呢”
  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在他们来的前几天，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阳台有1米2的宽度，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正好放了进去，不过，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再次派上用场。然后，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批发了一大捆，再用铁丝夹子，在床四面的墙上窗户上打好钉子连好铁丝，围成床帘。顿时，我们的床就成了平民版的“公主”床。
  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老妈对此很过意不去。最近一次来我们家，她老人家还很感慨地回忆说：“那时候你们多可怜，两个人住那么破的阳台，睡那么小的床，让我们睡你们的大床，我每次想起，心里都过不得。”说着抬起布满干裂痕的手去抹泪。我们每次都笑着反问：“难道让你们睡阳台”事实上，无论那时还是今日，我们都不觉得那很可怜，而是很温馨。
  那天晚上，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非常得意，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而我们的小床，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
  正那么开心着时，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在里面大笑不止。
  那两个月，我们每个周末都精心研究最能代表深圳的去处。老哥负责用他不太地道了的家乡话解说，我负责后勤。两位老人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钱都用完了，一边满心欢喜地享受着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一切。
  我们白天出去游玩，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同看一部小电视机。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我每晚一冲完凉，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
  对于我们所花的钱，必须在报价时非常自然地砍掉一个零或两个零，否则他们不但不开心，还会难受。在餐馆吃饭如果花掉两百多，就得根据他们的可接受程度，在报告餐费时像拣了大便宜似地说：“这家真划算，才三十多块钱。”老妈后来批评说：“深圳餐馆的服务什么都好，就是要自己去服务台买单，这一点不如我们县城的餐馆。”我和老哥听了相视一笑。
  在买水果上，更是如此。有很多水果，比如车厘子山竹布林等，都是当时的湖北老家所没有的。我们在报价上一律都按老家的橘子香蕉等进行处理，单价都在一块两块不等。他们常常边吃边说：“深圳真是好，天气好，环境好，工资又高，物价又便宜。”
  不过这种报价，后来差点让我们破产。
  两个月以后，爸妈要回家了。在考虑带什么礼物给村子里的人们时，爸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又好吃又便宜的水果。他们决定给村里的七户人家每家一箱车厘子一箱布林，他们算了一下，每家要花二十块钱，但他们说难得我们这么有出息，应该表示一下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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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2
  一听他们的计划，我和老哥在心里吓了一大跳，以眼睛示意，悄悄拿了计算器，藏进我们平民版的公主床里去算。这些要带回去给乡亲的水果，就算去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去批发，最低也需要5000多块。是坦白说出实价，还是咬咬牙买了我和老哥小声地盘算着。
  最后，我们完全按爸妈的意见办了。一是因为他们吃苦一辈子，不容易，难得这一次这么高兴；二是我们发现每个老人家，多少都有点虚荣心，干脆满足一下；三是我们想象着他们跟村里人说着深圳的物价有多便宜，东西有多好时，那个高兴又放心的样子，我们开心。
  但后来的事情让我们完全没想到。
  过春节时，爸妈打电话来说，乡亲们想要我们多买一些水果托运回去，“费用一块钱一斤也好，两块钱一斤也好，照付”。爸妈回去以后，村里人都知道了原来深圳的水果比老家还便宜，又好吃。
  这下我们终于傻眼了，如果还照那样报价，如果每年过年过节都这样托运水果回去，我们绝对要破产了。
  我们只好老实交代。
  据说，爸妈后来对于我们的虚假报价感叹了一个多月，有难受，有痛惜，也有窝心。
  爸妈回去以后，我在办公室整理我们一起拍的照片，准备寄回去。同事们没事拿来看，看到我们的合影，说：“你跟你爸妈还挺像的呢。”我说：“是吗，难道我和老哥真那么有夫妻相”他们非常吃惊地说：“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说爸妈来了怎么怎么，我们还以为是你自己的爸妈呢。”我说：“我的感觉真的一样。”
  我跟同事们说起老妈抱着我的光脚丫看电视的情景，他们很感叹地说：“婆媳关系被认为是人类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们怎么这么简单呢。”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想着我的光脚丫，轻踏着老妈松弛而热乎的肚皮的感觉，想着那柔软的肚皮，曾经孕育着我的老哥以及另外八个兄弟姐妹，想着她那安详宁静的表情，我的心里常有一种母爱大过天的温暖。我想，不管是婆婆还是自己的亲妈妈，只要都有真正来自心底里的爱，那就真的一样。
  事实上，爱我婆婆是件很容易的事，她虽然不识字，但很有文化，虽然没读过书，但世事洞明，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一切美德。她吃过很多苦，从来忍辱负重，她生了九个孩子，却从来没有坐过月子，在养育九个孩子的近二十年里，她从来没吃饱过，更没有好好上桌吃过一餐饭。
  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看样子是饿极了，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鼻子会发酸，眼睛会湿。同样作为女人，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在那样一个赤贫的年代，要养育那么多儿女，是非常艰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儿女们大了，可以接老人家来大城市享点清福的时候，他们又不习惯都市里的生活。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自己没享到什么福，福都让我享了。”
  这10多年来，每次我给婆婆钱的时候，她总是推脱着说：“哎，你们结婚我们都没给过一分钱，你还每次给我那么多钱，钱都被我用光了。”
  我总是大笑着说：“我们还有很多钱呢，我们在深圳工作一个月，你要辛苦好几年才赚得出来，刨土豆要刨几座山，我们的钱给你们用是最划算的。”
  有时，她攥着我给的那把钱，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你们俩可怜呢，在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吃了很多苦吧，所以总是这么瘦。”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认为我瘦，一个是我婆婆，一个是我妈。
  我每次听婆婆说着这话，环顾着他们那几间土砖砌成的房子，和房子里十多年没变过的摆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给她再多钱她都舍不得用，也说服不了两个老人家离开他们的田地和自己养的鸡，我们在这里享受都市里的繁华，他们在清贫的山区为我们担着心，积攒着土鸡土蛋，随时准备着给哪个孩子。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3
  这么多年，我和婆婆没有很多时间在一块相处，但母女之间的那份彼此怜惜，却经常能感觉得到。老哥对此无比欣慰。
  事实上，当我对婆婆好的时候，老哥的感觉比我对他自己好，更开心更感激。如果说女人对公婆好需要原因的话，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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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1
  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郭锐教授，他视我们亲如己出。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我们叫她少宁姐姐。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很早就打破铁饭碗，来到深圳闯天下。
  1997年，郭老师也来了深圳，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荔枝”
  那时侯，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对新鲜荔枝的向往，却因为背唐宋诗词，早已有之。
  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只觉得好吃。我边吃边说：“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满嘴甜汁，就算吐出来的核，都亮晶晶的，格外可爱。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感觉真是过瘾。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要好几块钱一斤，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
  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
  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荔枝红彤彤的，外表虽然疙疙瘩瘩，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老哥看我馋成那样，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说：“吃吧，一颗看不出来。”我急忙吃了，接着也学着他的样，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递给他：“吃吧，一颗看不出来。”他也大笑着吃了，吃完后还咋咋嘴。
  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边偷笑边揪着，边吃边扮着鬼脸，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掩盖着“犯罪现场”。各揪了好几颗以后，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失望地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呢。”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突然灵机一动，说：“妹，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反正少一扎，看不出来。”我听了大笑，觉得老哥真是聪明绝顶。
  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我望风，老哥藏荔枝，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大叫一声：“快跑呀，快去快回。”我说：“不用，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到了少宁姐姐家，我们跟郭老师聊了一会后，我对郭老师说：“吃荔枝吧。”郭老师似乎对国家时政的兴趣远远胜过好吃的荔枝，他没接话，继续针砭时弊。我本来盘算着，如果他吃，自然也会叫我们吃，那不是大赚了
  等郭老师和老哥聊了一会，我还不死心，又说：“郭老师，吃荔枝吧，我们今天给你买的荔枝很新鲜的。”老哥听出我语气里的着急，突然会意，站起身直接去拿我们放在地上的荔枝。这时少宁姐姐说：“荔枝冻一下更好吃，把这些放冰箱吧，我把冰箱里冻的拿出来吃。”我和老哥大喜过望，抿着嘴相视一笑。
  冰过的荔枝好吃多了冰冰的甜甜的，肉多汁足，一吃到嘴里就变成一个“爽”字我和老哥贪婪地吃着，谁也不说话。突然又觉得这样吃太不妥了，互相示意着，僵着手指放下荔枝。
  那种感觉是痛苦的，明明可以很爽，又不得不顾及着该死的礼节，克制着自己；明明可爱的荔枝就放在眼前，却只能偷偷地咽着口水。我们痛苦地坐了一会之后，几乎同时提议“走”。
  我和老哥都记挂着那一扎藏在树丛里的荔枝，虽然没有冰过，但吃起来可以无所顾及。我们快速地走向那根电线杆。
  “荔枝不见了”我大叫一声。老哥赶紧跑过来，细细地拨开灌木搜了两遍：“真的没看到”我们突然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耷拉下来。我气得要死，有一种小偷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却被别的小偷轻而易举盗走的感觉。
  老哥犹疑地想了一想，突然一抬头，看着电线杆，大笑：“妹，你搞错一根电线杆啦，我看了的，不是这一根”。他快步跑向最近的那一根电线，一弯腰就拎出了荔枝
  我们立即坐在草地上吃起来，那种失而复得的开心那种狂吃的快感，都让我想就势在草地上打几个滚。老哥吃完后，假扮苏东坡，捋着那不存在的长须，无比满足地点着头说：“不妨长做岭南人啊，夫人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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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2
  几年以后，我们经常把荔枝一箱一箱搬回家，单位发朋友送自己去果场摘，每年都多得吃不完，有的珍稀荔枝还要几十块钱一斤。我们常常吃几颗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老哥这时就会说：“藏一扎到树丛里去吧。”
  真感谢那时候那么穷，让我们的人生有着不同状态下的享受，真骄傲我们穷得那么有智慧，无论多穷，都有办法宠爱自己，宠爱自己的爱人。
  “笨蛋，别再拉被子了”1
  有一个日子曾经让全世界人民兴奋了好几个月千禧年元旦。千禧年的概念原本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但后来从宗教涵义扩展成为全人类的庆典活动，原本隐含的末世意味也被跨世纪的喜悦所取代。
  尽管路透社一再报道说，有三万名黑客已锁定2000年前后利用电脑病毒作怪，很多企业正为y2k千禧虫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虫子留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千年等一回的开心理由，不能放过。
  谢雨欣的千禧年贺岁曲老早就传唱开了：“千禧的浪漫，终于盼到，我真幸运。两千年，你好吗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
  媒体连篇累牍地推出有关千禧年话题的系列报道，有的报纸还别出心裁地开辟“千禧年把爱说出口”专栏。各类千禧年音乐会千禧年庆典活动的资讯漫天飞舞，拼命激活着人们的神经。
  商家拼了老命来抓这千年一遇的商机，各种千禧年纪念品千禧年优惠千禧年旅行线路铺天盖地而来，疯子才能保证不遭受他们的“厚爱”。
  到了12月中旬，几乎人人见了面都问：“怎么过”“怎么迎接千禧年”
  “我们怎么过”老哥也忍不住了。“笨笨和孟子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啊那你赶紧策划呀。”
  笨笨是我读大学以来的死党，我俩一起干过的坏事可以写一本30万字的全集，那些只有我俩才创造得出的开心故事，简直要用箩筐来装。那时候她装模作样地帮我考察老哥，不知道蹭掉我们多少饭，做了多少回可恶的电灯泡
  不过这也使得老哥和她的关系简直就像我和她一样，我们称呼她要么是“笨蛋”，要么是“土人”，比较正式点时，就叫她的小名“笨笨”，因为小时候小名叫得好，长大后这家伙聪明得一塌糊涂。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广州工作。
  孟子是笨笨的老公，超级可爱，可以信口列举的优点有n条。基于笨笨和老哥的热乎劲，我们俩常常拼命地互道倾慕，以达到交叉平衡的效果。
  “早就策划好了，我们去深圳东部，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
  那时候我去过的深圳最东头是溪冲，那里有个工人度假村，我曾去住过。笨笨宣布他们要来的当天我就订好了房。
  12月31日，所有的人心里都开始倒计时，所有有大钟的广场都准备好了在那历史性的时刻，万人齐喊“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