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 11 部分

  古流芳的爱情。
  令人惊奇和引人入胜的是，王小波把某种显然是出于胡诌、虚构的唐人生活情景描写得那样具体、言之成理，充满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和奇闻轶事：李靖住在泥水洛阳，人们都架着拐在街上行走，不是老百姓的人坐在8匹马拉的轿车里呼啸而过时，老百姓就得撑开伞接泥巴。这样要上一趟街还得带上换洗衣服、牛n脬（里面装洗脸水），以及另一把备用伞（以便两把伞对起来在里面换衣服）。当然如果你有钱也可以叫taxi，大隋的taxi是一些黑人，他张开口袋驮你，不过也可能碰到冒充黑人的taxi，他会把你按到臭水沟里抄去你的钱袋……王小波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那些流氓“头发用榆皮水梳得贼亮，嘴里嚼着蜜泡过的老牛皮（当时已经有了阿拉伯树胶做的口香糖，但是太贵，一般人买不起）”。还有“红拂穿的皮衣裙是真正的摩洛哥皮，不像别的妓女，穿着土硝硝的假摩洛哥皮，不但格格作响，而且发出臭气”。
  李卫公擅长发明（这发明当然也不外是王小波的设计），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手摇的鼓风机，（王小波让这些机器具有古代的朴拙外表，又与一些数学原理、公式联系起来。）可是李卫公的发明要么变成了皇帝治人的工具，要么落到蠢货手里造成火灾。等到他证出了费尔马，他就成了被朝廷监控的人，落入了卡夫卡式的处境：走到哪里，p股后面都有听差押着。就这样，一旦他走出了听差的视线，听差们就被杀掉一批，再按几何级数增补上。终至于有一天听差们与洛阳城的老百姓发生误会，混战一场，李靖却还不知他就是罪魁祸首，人们都在讨论拿他的r泥做茅坑里的砖头还是做包子馅。这么着，李靖就和红拂逃出了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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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2）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王小波这不叫写小说，这整个就是胡搅蛮缠，以捣乱为叙述策略。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新时期小说各路豪杰、各种写实、以现实为指涉的小说模式里，王小波实属一路异数。鲁迅对我国唐代传奇小说有这样的评价：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鲁迅所说的“文采与意想”，实在是中国小说在其童年时代自由放任的性格体现。至近现代以来，小说背负意识形态使命，天真尽失，积重难返。小说形式的活力直至新时期文学才逐渐释放出来。王小波在移植唐传奇的同时，把传奇那种尽幻设语，作意好奇，换句话说，把小说作为假定性情境的这一精髓尽兴发挥，在发挥的同时寄托讽喻。在这一点上，他的追求与米兰·昆德拉设想过的小说素质之一不谋而合，昆德拉说的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小说论文的新艺术，它并不自称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启示，而是停留于假设、游戏或讽刺。
  在《红拂夜奔》中，李靖、红拂、虬髯公以其各自特异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成为现代人的不同象征。他们全都陷进一个大怪圈里，这个大怪圈是现代读者十分熟悉、感同身受的某种心理、某个群落、某类生存困扰。李靖年轻时要证明自己聪明，惹出了杀身之祸，到了他在长安的后半生就是穷其心智证明自己傻。他的智慧变成了装神弄鬼，到了装得不小心，和皇帝鬼扯说漏了嘴，他就第二次完蛋了。他不再用长棒面包充当阳具作为皇上尽忠精神抖擞状，他设计的长安城也就荒腔走板，一团糟了。
  虬髯公在小说中是个不得志的变态分子，后来到扶桑国当了独裁者，他那曾经自我压抑的性欲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变成了与正常人嗜好相反的准虐待狂。假如说红拂和李靖代表了一个有灵有欲、有智有趣的性a世界，虬髯公则按照他的权力意志，制造了一个只存在权力与服从的“鱼德”世界。作品描述到，虬髯公久而久之也变成了一只鱼的模样，“等到他老死的时候，只有一寸厚，嘴脸都长在背上，但是有半个排球场那么大。”他的独裁和施暴都在滑稽又古怪的变形状态下进行，仿佛流动不定的黏痰，令人不是恐惧而是恶心。
  像王小波的其他几部作品一样，作为情人和朋友的女性凝聚了生命世界的动人魅力。她们比男性更少承受社会责任，在追求爱情时比男性更热烈、更无畏。她们也都是现存的、井然有序地礼仪社会的淘气包、精灵鬼怪的恶作剧者。在李靖死后，红拂申请自杀，作品中作了数种假设，这可能是出于恐惧，又或者是出于厌倦；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红拂的欲求和意志仍然包含了巨大的激情，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表达了对无智、无爱、无趣人生的坚决拒斥。但是从自杀指标的审批到一系列典章制度礼仪的履行，手续无比繁琐复杂，作者以他对死刑知识的丰富想象展示了作为承受死亡的个人和作为看客的整个社会各自的心理反应。死亡的痛苦和恐惧是潜在的，得到充分描写的是死的仪式化程序、死的可观赏性，死对于执行死刑者的娱乐性。而死亡的性质在这一系列庆典仪式中不可避免地变成滑稽。仪式令死的过程旷日持久、漫无终点，几乎是无限地延宕下去，它是消除了生死对立的某种垂死状态，生非生、死非死，生不知始于何时，死不知终于何时。这样，作者也就最大限度地渲染在某种绝对权力之下，生的荒谬处境。红拂和李靖都曾拥有过他们的乌托邦，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乌托邦出了问题，想要再度逃亡时都失败了。
  到现在为止，上面介绍的还只是传奇在小说中的再生，而小说中王二的叙述，既展示了这一再生的c作过程，又是一个类比、一种人物、情境的引申及对照。就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类比是对话和共鸣，当卫公和红拂野合时，我和同居一套房子的离婚女人小孙搞到了一起。当卫公位极人臣，我也当上了数学“人瑞”。“我们享受非法性生活，可以想象卫公和红拂享受性生活的姿势的要点”，这种描写，解构了传奇的浪漫色彩，令之变得陌生，因而复活了人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就小说的结构原则而言，它从现实和幻想两个极端不断触发作者想象的机关，使他在空前广阔的叙事空间里借题发挥。关于聪明人装傻、上上下下互相糊弄、关于连坐、折腾人、打小报告、坑蒙拐骗、作为群众的算计及其当领导的人愚弄人的理由……总之，关于中国人心理、思维方式及做人态度的含糊、怪诞，这种种不可告人、不可理喻的心理缺陷，在李靖与红拂、王二与小孙的遭遇中，时时得到双重的影s。而将这一双重人物、双重情境的类比综合起来，我们获得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个人生活的立体图像，想象与真实、内心与外表、他的社会角色与自我、他对于自由的强烈欲望与这个欲望仅不能发于内心又止于内心，这一切，以极其矛盾、分裂、全然不可能又浑然一体的形式共存。莫泊桑说：漂亮朋友就是我。王小波说：我们就是j细、盗墓贼、菜人。我们还可以说：我们就是李靖、红拂、虬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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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说生命、死亡与自由/艾晓明（3）
  《红拂夜奔》在王小波的《怀疑三部曲》中是厌倦之作，它把有趣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美的境界重述了生命、死亡和自由，这话题属于人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属于艺术的永恒主题。在王小波的创作道路上，这也是一部风格化的成年作品。他的叙事艺术特别见之于比喻的运用，这种比喻的巧思和意象的密集令作品肌质紧密富于弹性，经得起重读、细读而且要求这种阅读方式。他的比喻方式是一种远距离的意象衔接，常常不是就事物的表象，而是就其抽象性质来建立类比关系，如说当年洛阳城里领政府津贴的线人“比前东德所有的雷子加起来还要多。”又如做a的时候：“我的那个东西直挺挺，仿佛在行纳粹礼”。比喻有时是对某个外形特征的夸张，比喻体与喻象及其不相称的比例构成奇特的相似：“红拂头发三丈长，洗完了头她就像一个大蚕茧，这时她得把自己一点一点地从头发里摘出来。”又如：“无数条人走的路，就像一束没有绞紧的毛线，到了崎岖的地方束紧成一团，到了空旷的地方就散开成一片。”王小波得自由联想常常就是借助着比喻铺陈生发，它是描绘人物的手段——虬髯公变扁了以后，他就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假如有门的话，他就可以从门缝底下滑进来；没有门的话，他可以从墙头上飘过去，就像风吹动的一幅床单飘过墙头一样。”它也是情节过渡的动力：今与昔、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此种情境与彼种情境，彼此都是对方的喻象或喻体。由于佯谬的语气、双关语、设问与明显不合情理的回答，在这些特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明喻成为隐喻和反讽。
  在严肃文学和实验性作品面临重重出版困难的今天，王小波是个不走运的小说家，至今国内尚未有一家出版社明确落实出版他的长篇三部曲。然而，小说手稿在多家出版社的编辑个人、在若干高校文艺批评的专业读者那里，赢得了强烈的好评。有论者预言，将来未必没有人像研究乔伊斯、卡夫卡的作品那样重视这部作品。就此而言，王小波是幸运的，因为，只有真正的才会遭遇这一殊荣。
  199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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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1）
  作者：这篇书评是我在3年前写的，那时我刚调到暨南大学不久，没有住房，情绪忒低落。读到友人晓明推荐的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手稿，竟然对自己的生存困境也有了一种幽默，当即写下这篇文字。可是由于某些禁忌，此书不得出版，我写的这篇书评也不被刊物采用。3年后的今天，我刚刚分到了住房，却突然得知王小波不幸仙逝，我震惊得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这正是他写作的高峰期呀！就像我有了住房一样，他也该在中国大陆看到自己的小说集出版呀！又闻花城出版社以出版家的良心与魄力出版了未删节的《红拂夜奔》，王小波地下有灵当是一个慰藉。我从手稿中找出这篇书评的底稿，不加修改把它交给编辑，谨以此纪念王小波先生。
  1997年5月6日于暨南园
  我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总以为花那么多时间，还难得读到一本好书，也就没了兴趣。说这话，显然很有些得罪那些已经著名的和即将著名的当代小说家，也显出自己的愚昧。可这就是我的现实生存状态，我是个“工资很低，没有住房”的教师，我得为喂饱我的女儿而奔忙。我愚昧，没有工夫。挚友艾晓明博士向我推荐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并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把电脑打印稿寄来广州，说是可以从中获得一种阅读的乐趣和想象的解放。受朋友热情的感染，我就拿起稿子来读。谁知一读就被勾住了，昨晚一气读完它，今早跳下床就来写这篇书评。
  《红拂夜奔》，看这题目，知道历史的读者会以为它写的就是隋末杨素家妓红拂敬慕大军事家李靖，私奔相从的风流逸事。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没有多大意思，现在地摊上多得是够刺激、够性感的读物，何必要费脑筋去读那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死人的爱情呢？早就化灰没味了。这本书的有趣就在这里，它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观照历史，又以历史文化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的结构。历史的重建和复归在于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品质、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共同的生存困境。正如王小波的序中所说：“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人类自身的进化是在不断循环、重演的历史中进行的，唯有如此，那些世代相传的古典名著才能震撼现代读者的心灵，引起我们的共鸣；那些借鉴历史原型的现代作品才能激发我们真正的兴趣，使像我这样读当代小说不多的人开卷有益。王小波写的就是这样一部把历史和现实进行双向建构的小说，是一部读时会心会趣，读后要大声喝彩“太棒了！”“太霸道了！”的书。
  王小波采用荒诞、象征、影s、黑色幽默、反讽、类比、还原等手法来写他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写着这个古代大科学家李靖的故事，也在煞费苦心地把各种隐喻、暗示、影s加进去。”书中把历史和现实穿c交织在一起，古代主人公是李靖，现代主人公是大学教师王二。他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有惊人的相似，从而成为古今两兄弟。
  李靖是个发明家，他的各项发明不仅不被采用，反而因此受到迫害。他做不好知识分子就改行当流氓，得到妇女的青睐和满城人的敬畏。他的学术著作不能出版就画春宫画，立竿见影卖大钱，备受书商和读者的欢迎。他考数学博士总是考不取，不是他的数学不够精通，而是同时要考和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周易》。他答不出这儒家经典，就在考卷上写“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谁也不敢给这个政治性答案打零分，他得了满分。但考官觉得他在取巧，就给他该得满分的数学卷子打零分。这说明考官也贼精。洛阳城容不下能人、聪明人，李靖四处受追打。洛阳城市民不满官差，大隋军队便连夜开进洛阳城镇压s乱，各个兵种都出动了，装甲步兵、轻步兵、铁甲骑兵、工程兵、炮兵等，不一而足。当晚洛阳城的男人死掉1/6。李靖被看做是s乱的头领，受到官府追捕，不得已逃离他喜欢的洛阳城，红拂随他一起夜奔。
  书中还写了侠客虬髯公，这是个畸形变态的人物。他在杨素家打草鞋，教红拂剑术，红拂视他为亲兄长。殊不知他却是政府派来的密探，专打红拂的小报告，并使很多无辜进了万人坑。政府鼓励民妇为娼，雇佣李二娘做李靖的姘头，每月发给她25两银子的政府津贴，任务是和李靖做a，记下他在床上说的不法言论。李靖老来装疯卖傻，死后红拂申请自杀指标，为盖满上下官府数不清的公章差点没跑断腿。凡此种种，读着既奇异，又能引起人的种种类比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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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2）
  王二是个大学教师，他一心求证法国数学家费尔马在17世纪提出的费尔马定理，夜以继日地努力。他对自己的研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知究竟有多大意义。他生活在一个讲连坐的环境，系里的一个女教师超生第二胎，全系扣发奖金，他这个单身汉也被罚了款。他和周围的人都遭到异化，互相监视，人人自危，他好不容易甩掉了钉梢的，新的盯梢者又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他的“工资很低，没有住房”，领导安排他和孙女士合住一套公寓，共用一个卫生间，免不了进进出出你躲我闪的尴尬。环境造成的气氛刺激他不断研究孙女士的身体，下意识地对她喊出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脱”，他们终于未婚同居了。事后他把这事与政府收买李二娘刺探李靖的事联系在一起，不禁毛骨悚然，不明白领导为啥让男女混住。他喜欢睡觉，一遇上开会就打瞌睡。他的心思与红拂做a时睡觉一样：“等我睡着了随便你干什么。”
  千年活一回，李靖和王二的蒙太奇组合折s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竟和古人一样活得无奈，活得尴尬，活得痛苦，活得绝望，活得变态，令人感到震惊、愕然。这是跟东方文化传统有关，还是跟人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大循环有关？小说没有提供答案。作者只是把现代人的这种生存困境暴露出来，别的就留给那些热爱智慧，喜欢有趣的读者去思考。
  这部小说的白话语言的表达力极其漂亮，文笔恣肆，色彩飞扬，毫无禁忌，充满奇思异想，显示了作者的大智慧、大才气和大勇气。它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真实得叫人感到难受，坦白得让人觉得丑恶，想象又给人带来幽默感，使你产生一种冲破禁忌的渴望，也想跟着作者来游戏一番，大说大笑一吐为快。这表明王小波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张力和内在自由，虽然活得无奈，但思想活跃，使得笔下的文字妙趣横生，妙语连珠。它让一贯拘谨严肃的中国读者也有了肌r松弛、幽默玩笑、解除思想捆绑的宣泄时候。也许这种幽默的人生态度、毫无禁忌的心灵自由是摆脱生存困境的一条出路，它增强了人们对现存困境的韧的承受力，使人“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人生虽无奈，但还有心的自由，也算来人世潇洒走了一回。
  这是一部立足未来、面向世界的东方现代派小说，王小波在总序中说：“写作的意义不仅是在现在，而且在于未来。”他还在正文中说：“我讲这个故事虽然和中国大陆、大唐朝等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只能在这里发生。……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
  《红拂夜奔》的风格、技巧和内容，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是罕见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它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奇书，可以想见后人对《红拂夜奔》会像研究乔伊斯和卡夫卡的作品那样认真。能在后人之前读到这样一部未来的名著，是当代读者的一种荣誉，我感到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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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智慧/艾晓明（1）
  “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我们，读者诸君，由此开始一次奇异的旅程。这句话是一根彩线，沿着这条线索，我们进入一座昨天与今天交融、古传奇与现代乌托邦合为一体的迷宫。
  王仙客到长安的宣阳坊里找无双，他从唐传奇作家薛调的《无双传》中走出来，他要找的无双是个假小子、女霸王、淘气包，十分性感。宣阳坊，是作者这部现代传奇发生的地点。王仙客在这里查找表妹无双的下落，第一次找进来时，坊里诸老板以及老坊吏王安，全都表示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什么无双。至于他说的坊里那座空院子，众人一致说，那根本不是无双的家，而是个废尼庵。
  王仙客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有知识分子那种不依不饶、遇事好较真的臭脾气。他再往深里打听，大伙儿又都改了口，废尼庵变成了空道观，里面还曾住过一个叫鱼玄机的女道士。鱼玄机每天晚上开party，闹得这个地方不得安生，后来据说打死了使女去自首，伏了国法。
  情节的发展是不断增加的可疑信息。鱼玄机究竟为什么打死使女，是误杀、他杀、情杀？或者鱼玄机是个同性恋？王仙客每往前一步都遇到歧异的路口。他要找的是自己的小情人无双，人们对他讲了又讲的是鱼玄机。渐渐地，王仙客的行为脱离了他原定的轨道，他自身的角色分裂，他仿佛变成了人们所怀疑的鱼玄机的某个老相好。在望远镜里，他多次看到鱼玄机被绞死的事。鱼玄机临死前在万众瞩目的庄严气氛下说出的遗言是：“c你妈！”王仙客千方百计要打听这是为什么。梦与现实的界限已经混沌不清，在充满了色情与暴力的死囚情遇中，王仙客似梦似醒地扮演着对鱼玄机施虐施y的牢头的角色，他终于迷失在这个梦中，以至于他自己是谁，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把王仙客的寻访引上又一条路口的是侍女彩萍的出现。她唤醒了王仙客对无双的记忆。故事说无双曾派侍女充当做a的试验品，侍女则将计就计，每次都哭爹叫妈对无双掩饰真情。王仙客带着彩萍冒充的无双再次回到宣阳坊，住进了那座含义不清的空院子。他混沌不清的记忆中渐次涌现出舅舅一家人的形象。彩萍则时而把自己染绿了，时而又涂一身荧光蓝，打扮得如麦当娜，故意激怒坊里众老板。受不了假无双的调戏辱骂，众老板各自想起真无双的下落。可是这事与兵变、镇反、车裂等血淋淋的事连在一起，大家全都吞吞吐吐，或胡编乱诌。直至王仙客设下酒宴，在宴席上拔刀问，才出实话。原来无双被迫进宫了。
  唐人传奇中，“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王小波仅从其中拣取了这一条线索。原来的结局：“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在他的肆意虚构中荡然无存。“尘世嚣嚣，我们不管干什么都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一切仍然没有定论。
  《寻找无双》以游戏笔墨改写传奇，纯属十分个人化的胡言狂想。但读者可以感觉到，作品里叙事复杂，寄寓丰富，它探讨了一个属于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境界的问题，即探讨人对事实的了解和寻求。可是，故事中的宣阳坊，是抹煞、嘲笑一切求知的努力，维护一切谎言和假象的地方。总之两个字，是一个以“瞒”和“骗”为基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地方。
  这便是宣阳坊的隐喻意义。失踪的无双是一个事实，涉及到已知与未知，寻找无双的过程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这认知能力，是我们说的智慧。可是智慧如何能生长呢？所有的知情人都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换句话说，这便是一个人人装傻的社会。王小波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人装傻、不傻不足以生存的荒诞情境里，通过故事、反讽、比喻，作者剥脱出人们由装傻的心态发展出的反智的能力。他笔下的老坊吏王安、罗老板、孙老板、侯老板，无不是一些社会心理的范型。王安无时不在盯住一切可疑的人物，一心把他们送进衙门去打板子或多收街坊的卫生捐；孙老板拥有一种很生动的思想方法，凡是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都没有发生；罗老板是个内心猥亵、阳痿的假正经；而且，所有这些人，他们受到压抑的生命本能都转化成了观y癖、施虐—受虐欲望。只不过施与受的态度要依对象而定。这样，我们便看到，探索未知与掩饰真相的冲突同时又以不同的性心理表现出来，作者的讽刺和联想能力也在这些地方爆发出来。宣阳坊乃至整座长安城是充满性禁忌的堡垒，王仙客像个外星人一样不明就里地闯入，他全然不知道他的儿马、他的阳具都不合这儿的规矩尺度。人们对异端的排斥首先见之于把对方看做是性异常，继而是人人自危，产生恐怖的性联想。于是街上出现了许多“鸽子号”，这是妇人们为防止王仙客强暴而晒出的“铁裤裆”。另一方面，当国色天香的鱼玄机伏法时，万人空巷，争相欣赏死刑场面，从中享受到无穷乐趣。通过王仙客的寻找无双走进迷宫的行踪，作者剖析、研究了构成迷宫的那些心理素材本身：鱼玄机的死囚遭遇及刑场表现、无双被拍卖，她的自卖自吆喝，无双与官媒的关系，这些都是一面面镜子，作者在其中寄寓了当代中国人的现实感受，思想改造，认罪伏法，拍卖抄家物质……作为对性禁忌的反讽，王小波引进了与性器官相联系的下流话、咒语和亵渎言词来表现人物，粗言秽语与国色天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鱼玄机形象的怪诞风格，彩萍、无双这些女性无不以一种邪行、捣乱、撒野耍泼，毫不避讳性禁忌的言行，对守礼、伪善的正统力量主动挑逗，造成颠覆。
  寻找智慧/艾晓明（2）
  智慧在哪里？不仅人人说假话，而且人们根本就不愿拥有感受真实的能力。他们有意装傻，自觉地勾销了真与假、愚蠢与智的界限。这样，寻找无双的故事从传奇中离析出来，成为现代人精神遭遇的魔幻投影。它揭露了在现代社会的某个特殊阶段，道德败坏、人心沦丧的状况。如果不存在真诚和善良，那么任何悲剧都无人作证，任何悲剧的主人公都可能成为无双，成为那个众口一词不承认其存在的无双。这就叫睁眼说瞎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法儿找到无双。我们掩卷之后，不禁对作者要把他的故事附着在一张唐人传奇的皮上会心一笑。笑过之后，也只有哀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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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尽想象/艾晓明（1）
  ——谈王小波的《万寿寺》
  艾晓明
  《万寿寺》里有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这个人，就像当今法国所谓“新寓言派”小说莫迪阿诺《暗店街》中失忆的、自己找自己的主人公），他是小说的叙事者，他被车撞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出院后回到万寿寺上班，变成自己以前写的小说手稿的读者，手稿上写的是红线和薛嵩的故事。
  现在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至少是两个层面的故事，一个是万寿寺里上班的失忆小说家的现实，里面是他的小说手稿。既然他是糊涂的，我们没办法要求他把故事讲得有头有尾，条理清楚。我们因此丧失警惕，一不留神，掉进了巴比伦的迷宫，中了王二的j计。他恣意地嘲弄我们的理性，戏耍我们的道德正义感。比方说，他写处死一个人，先把他绷在四根竹子上，旁观者可以在他绷得特平的背上打牌；再过一会儿，他的肠子、肚子总之一大堆下水被竹子绷出来，把他拉长成一个床框。他还在和旁人说话呢。还有一个人头被砍下来，仍等着朋友的亲吻。假如小说也要像电影一样划等级的话，《万寿寺》恐怕不知多少处要被划上a，一切有识之士读到此处，怎能遗忘圣言，“非礼勿视”。有多少不雅的部位，该王二肆无忌惮，大做文章。
  我相信小说家历来有不同的信仰：一派信仰小说的禁忌，这些禁忌的多寡和微妙，他们深会于心，运用自如，在最灰暗的年代赢得小说家的崇高声誉；还有一派信仰小说的无禁忌。如果有的话，小说唯一的禁忌是重复。不知是卡尔维诺还是略萨说过，有一部书，它还从来没有被人写过，那就是我要写的小说。王小波就是属于这后一派的，他是憋着一股恶意要冒犯禁忌。你在他那些涉及不雅部位的恣意想象中处处可以感到这种对于传统和禁忌的恶作剧。
  在突破了那些禁忌之后得到了什么呢？我想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异世界，是一个充满幻想色彩、从一个奇情异想的国度与现实对接的世界，是我们从未登陆的趣味世界。王小波设想，红线和薛嵩是一对情人，他们将生活在大唐时代的湘西和长安、有刺客要来暗杀他或她，还有一个小妓女和一个老妓女。好了，他就用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和一个故事模子开始铺排，发展出各种可能性，这是他对自己的挑战，他将在故事的情节、人物、结构、语言等各个方面挑战自己的想象力，建造一个大迷宫，一个诱引我们的语言迷宫。如果我们是巴比伦的国王，如果我们是那种不可救药的趣味主义者，这正是我们会为之发狂的东西。
  作为一个趣味主义者，我为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着迷，比方薛嵩，这个家伙既傻乎乎，又绝顶聪明；既满脑子建功立业，又多情好色，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可爱又可恨。红线也是一样，刁蛮、野性，时而一往情深，时而诡异莫测。他们作为人物的魅力在于，随着身份和位置的变化，他们的性格根本是不确定的，生生死死都在情节不同的组合聚散中呈现不同的可能性。王小波想象了人性的各种可能性，你没法固定自己的感情态度，这是阅读的一种乐趣，一种因意料不到的变化带来的乐趣。
  王小波把薛嵩进山、薛嵩抢婚、刺客来犯、高塔救人、长安奇情等故事场景写了一篇又一篇，那些在某些经典作品中仅仅是故事结局的东西（如在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这个作品中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方法。他建构，而后他拆解，拆开来再换一种方式重新建构；他不厌其烦地追索和设想，还有哪一种可能性我没有穷尽呢？通过这种写作或者说阅读的演示，通过这种竭尽繁复的叙述方式本身，他如此张扬地书写了小说的权利，小说的特权。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何其荒诞，它是作为历史研究所学者—失忆小说家的遭遇，唯有在想象的领域，他有不可思议、无法被剥夺的自由，他有权利把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境，转化为黑色幽默和反讽的论域。在这里，他享有人的真实内心，享有叛逆权威的激情，享有千古诗意。
  穷尽想象/艾晓明（2）
  王小波也以他对陈腔滥调的痛恨重寻语言之美，我尤其喜欢第八章关于千年之前的长安的梦想，那是关于精致的建筑、关于雪和冷冽的香气、关于黑和白的色彩的比喻构筑的语言的空中花园，这些游移的梦境又和美好的性、爱情的哲思融合，浮动于荒诞的写实片断里。美，令人伤怀，因为这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当故事结束之际，我们不得不告别；有如小说中的小说家一样，回到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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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1）
  在北京八宝山向小说家杂文家王小波先生告别的悼念仪式上，遇到导演张元，听他说，5月份，由王小波和他编剧由他导演的影片《东宫·西宫》，要在香港出影碟了。这个片子曾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是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编剧奖。我们在国内暂时还看不到片子，但我从银河那儿看到编剧王小波的手稿，小说形式的手稿，题为《似水柔情》。
  故事是这样，在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小警察来上班，他收到一本书，扉页上印着：“献给我的爱人。”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在窥测他的表情，在他们看来，小警察很动情，很r麻。而小警察这时就跑到外面去（写书的人——阿兰在更遥远的地方，编剧说他在香港），在他的回忆中，那个晚上重现了一遍。
  那个晚上开始是这样的，这个公园是个同性恋聚集的场所，容貌出众、整洁干净的小警察小史不知道他是公园里的大众情人。而他在值夜班无聊寂寞时，就要到公园里抓一个同性恋来做伴。作伴就是消遣对方的意思。这一天，他碰巧逮住的是阿兰。这件事是一个偶然，但事情发展下去，这个晚上却很不寻常了。
  我们都知道，警察在社会上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和规范，而在中国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同性恋是被当做社会丑恶现象的。我记得70年代末，我在一个煤矿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在机关的墙上看到大标语：打倒流氓jj犯！当时同事们议论纷纷，为单位里又破了一个案子激动不已。但如实相告，如果学生问我什么是jj，我是不知道的。我问一个已婚的同事，她也就是暧昧地一笑，并不告诉我。当时的偏见和无知混在一起，这是题外话了。我只能说，就在80年代，人们对许多问题也还是抱视而不见的态度的，既不去了解，也不去研究，诸如同性恋问题就是如此。这也正如小说的作者王小波在他和妻子李银河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的报告中所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在王小波的故事中，小警察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的角色，“被逮住的同性恋就如一些笼子里的猴子。”阿兰向小史交代自己是怎样的一种同性恋法，他就从童年讲起。这些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是这个剧本可能的不同凡响之处，编剧的想象力和他对同性恋者的了解将呈现在这里。因为我们还知道，在中国之外，写同性恋的作品不乏其例。有根据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蜘蛛女之吻》，有以李碧华的作品为本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有白先勇的小说《孽子》。这些作品，《蜘蛛女之吻》较多地设计了同性恋者本身的想象层面，是一部以独特想象来抗衡简单的社会偏见，营造出别致的艺术氛围的作品，而后两部则较多与社会历史相涉。以《霸王别姬》为例，它在国内有争议之处是因为涉及了同性恋，但引起观众共鸣之处则是它对###时代个人悲剧的展示，并不是同性恋本身。因为在那个时代，任何个人都可能卷入悲剧，不需要什么理由。同性恋也就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受迫害之任何理由的代码而已。而影片《霸王别姬》也就在它题材涉及的特殊层面受到质疑。例如，香港学者也斯在谈到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时，就认为，《霸王别姬》“似乎尝试‘透过主角性别问题，看到中国人的悲剧’，仿如詹明信所说的，通过个人情感，竖立一则国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色。但这个电影的问题也正是出在个人情欲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寓言性联系上。”“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恋处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这代表了导演对性别问题比较狭隘的看法。”另一位台湾学者廖炳惠认为，《霸王别姬》在文类上是矛盾的，它在内容上虽然是采取戏剧的方式，来展现微妙的性别关系，但在叙述方式上却是用史诗的叙述模式来对整体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做一种宏观式的展现。这样做的问题会出在，“其中史诗模式笼罩了艺术家的微渺存在及其性别认同，性别认同此一主题仅是政治变化之下的小个案，而且被贬至边缘的地位。”这样，它没有脱出刻板方式呈现同性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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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2）
  王小波的《似水柔情》在很多篇幅中让阿兰这个同性恋男子作了叙述主体，以十分直接的方式切入同性恋的内心世界。没有绕远路，也没有言在此意在彼。他探讨的就是同性恋者对自己的辨识和他们因其特殊的性别取向而与周围人的关系。阿兰讲述自己寂寞的童年，对母亲的软塌塌的茹房的感觉，上中学时对“qg”等字眼的恐慌，羡慕女同学“公共汽车”……他的初次同性恋经历。
  有意思的是小警察的反应，如果他是个异性恋者，他对阿兰的叙述应该感到索然无味，但在故事中，作者给我们的推理是，与其说他憎恶阿兰曾经获得的快感，不如说他憎恶这种快感与己无关。这就是说，他身上早就有同性恋的种子，或者他早就是个同性恋而不自知。这样他和他的案犯——消闲对象不平等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化了。他的伦理感情和价值观念是厌恶轻视同性恋的，他和阿兰之间是好人和贱人、训人的人和被训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在他收到阿兰的书，重新回顾那一夜的经历时，那一夜的对抗总是带有各种认同的意味，就是说，实际上，像所有真正的爱情一样，带有把自己认出来，认出自己潜在真相的意味。
  我也说不出王小波是如何达到了这种效果，我想一个基本点是在作者看来，同性恋并不构成犯罪，如果我们把阿兰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所有男性都换成女性，这个故事并无任何奇异。但与异性恋不同的是同性恋并不被社会认可，这样同性恋者的心态就与异性恋不同了。当他寻找恋爱对象以及爱人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被扭曲的。如果他认同大多数人，他就必须与自己作对，纠正自己。但一种自然本能终归不是像错误那样可以纠正。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