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第 3 部分

  氲秸治活动中3赡昴行孕闹蟪晌瘢性鹑翁致邸2斡胝治5h喂啊k泄僦坝晒衤至鞯h危看稳纹谝荒辏拔怀榍┚龆aq诺淙巳衔榍┎皇桥既唬巧褚狻k嵌ㄆ谡倏翊蠡幔说拇蠡嵋黄鹛致郏镀本龆u掖笫隆n苏≈c郑缏凼跻皇倍k74铩?br /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之前，雅典人非常骄傲于自己的政治，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民主让他们强大。而在战争失败之后，怀疑的论调就越来越多，雅典最智慧的头脑开始讨论民主的优劣，询问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什么。
  这种讨论是古希腊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古典的春秋战国，还是王朝鼎盛的唐宋元明，政体观念基本上始终是一致的。要有王，要有臣，要有百姓。差别的只是是否分封，如何纳贡，以及更具体的治理模式：王行事的方式和臣选拔的方式。然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政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不要有王，要不要有臣，这是上千年争论无法定夺的问题。
  雅典是讨论的开端。在其鼎盛的高点，雅典目睹了希腊半岛上无数小城邦的兴衰。它们的成败，连同它自身的成败，成为政体追问的最直接触动。
  古希腊分布着约摸750个大小不等的城邦，每一座城邦又是很多个家族的松散联盟。这是由下至上自然的结果，家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最早只有以家为单位的村落，经过慢慢融合，形成较大联邦，最后成为国度。将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祭祀。共同的对祖先和奥林匹斯众神的信仰，使得城邦成为共同体。最早的城邦有共同的祭祀圣火，宗教节日时，城邦里的公民在同一张餐桌上共享仪式。
  早期希腊的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城邦都经历过“父亲——组长——部落首领——国王”的发展脉络。城市为了保护圣火而建成。相传，雅典城是由刻克洛普斯和忒修斯先后修建的，雅典每年都庆祝建城礼。城邦的作用是神圣的，保护圣火，完成公共生活中的祭祀。最早的圣火教长被称为君主，后来也就成为城邦的政治领袖。这样的体系慢慢演化，逐渐成为纯粹的政治结构。
  最早的城邦几乎都是君主制的，但很多代人之后，平稳的政治局面开始发生动荡，城邦几乎或早或晚都进入了另外的政体中。也许是古老的家族领袖共同领导——被称作贵族政治；也许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新兴富人联盟领导——寡头政治；也许是平民势头迅猛，夺得选举和行政权——民主政治；也许是某一个强力个人从混乱中站出来，篡位统治所有人——僭主政治。政体常常变换，国王重新登场，又被推翻。
  雅典也经历过这样的演化。公元前6世纪，雅典被贵族家庭选出的九位执政官统治，而梭伦完成改革，制定法律、解放奴隶、建立400人议会，为后来的平民政治留下空间。在他之后，克里斯提尼开创了民主。他奠定了雅典的宪章制度，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扩大议会，将雅典分为10个大区，每个大区派人参加议会。议会向选民大会提供议案。
  这种种现实政治，为思想家提供了思想的素材。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对城邦和政体有所界定：城邦是由一群人按照共同规范自愿建立的社群。由一个人领导的，合法的叫君主，不合法的叫僭主；少数人领导的，合法的叫贵族，不合法的叫寡头；大多数人领导的，合法不合法都称为民主。这五种形式按照领导者的人数划分，可以说涵盖了绝大部分最单纯的政治形式。共和则是某种混合制政体。大多数人领导——这是民主政治的最早形式，也是我们心中对民主最直观的感觉。它不是今天的宪政民主政治，但它是今天民主最初的种子。
  【《理想国》与理想国】
  为什么现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会有什么不好？
  也许，最明确的答案可以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一句话给出：“在所有的立法组织中，组成它们的人数越多，能够在事实上引导它们会议进程的人就越少。”这非常尖锐地给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当每个人都试图说话，就没有人能被聆听。
  人数的问题在古希腊就已被提出。超过万人的大会想要辩论就异常困难，公民与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认识。雅典当时的六千人大会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大小的规模相当重视，他认为城邦太小便无法自足，而太大会生疏、不能维持执法和大会的良好秩序。现代国家无一例外比古代希腊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会好。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大众的民主的危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被察觉，虽然后来没能避免。大众民主受到民众的盲目与狂热制约，很容易反复无常，被政客煽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之所以比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体制和历史，就是为了发现每一种的好与不好。
  王制的问题是一人统治无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较多好人组成的团体变坏的概率会小一些。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会再接受一人统治。民主制度则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众民主容易导致暴民，然后在混乱中由个人领袖僭主篡位登台。这是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导致的不自由。实际历史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记忆。雅典曾享受过很长一段时期民主的好处，但在最后陷入无头绪的反复，变得轻率多疑，最终以僭主统治和战争失败告终。
  而贵族和富有者的统治亦有落入私权的危险。有产者统治可以是好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让他们有闲适地考虑政务，安于法治。然而到某一阶段危险就增加了。当有产者人数减少，而资产却倍增，就可能发生权力的垄断，有产者掌握着进入公职的权力，并利用势力c纵立法。再进一步，他们可以完全垄断公职，父子相袭，拉拢党羽，形成寡头统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达实际是贵族统治。他们的政体相当特殊，土地均分给公民，法律极为严酷，由双王和长老统治，公民过着道德压制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这让他们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容易受贿赂的腐蚀。
  在所有国度中，本质上要处理的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每个国度都有穷人和富人，富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贵族或寡头政治，穷人平民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民主。怎样调和双方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支持贵族与民主混合的共和制，而亚里士多德与众不同，他更倾向于让一个良善的中间群体来统治，那就是中产阶级。他说：“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则倾向于恶毒和下贱的卑鄙。”中产阶级在他们之间，拥有更不作恶的性格。
  这些论述今天读起来依然有感触。亚里士多德是节制而理性的学者，他推崇折中适度的道路。这是为什么他更喜欢由中产阶级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道路，也是为什么他更受现代人欢迎。他不是均富主义者，当他谈到穷人和富人平等，指的是“法律上的平等”，即二者被同样对待，穷人不可以占富人便宜。他还认为，无论如何，“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些讲法和他坚持中产阶级主导的理念，被现代很多人接受。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这些论述直接继承自柏拉图。很多讨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有涉及，亚里士多德将其整理，提出自己的修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气质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书采用分类讨论的讲稿形式，而柏拉图完全采用对话。亚里士多德是一柄可以依赖的标尺，柏拉图却是微微摇曳的蜡烛。柏拉图的火光是摇摆的、轻盈的、难以把握的，然而却更给人照亮的灵感。
  关于政体的分类，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作了诗意的阐述，他用假想的国家形式，将所有体制穿入逻辑的脉络，从起初的理想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y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推荐阅读：
  《法篇》
  ＇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　王晓朝译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d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　吴寿彭译
  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
  《古代城邦》
  ＇法＇库朗热（1830～1889）　谭立铸译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
  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
  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作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
  罗马·共和·公元前44年
  罗马。终于要到罗马了，世界上唯一的王者之都。
  罗马。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强大的气息微微震颤在空气中。罗马等于世界中心。至少在欧洲一千年的时间中，这个断语是有效的。
  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上，只有一段时间整个东西方世界同时进入一统天下的局面，那就是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时代。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至公元395年分裂，汉帝国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这两个帝国有太多相似之处，它们都从战乱中走来，都幅员辽阔，都为后世开创了制度与法律典范。罗马帝国先是赢得了与迦太基的艰苦斗争，又征服了高卢和安达卢西亚；汉帝国从推翻秦帝国开始，然后经历了曲折的楚汉相争。战争赋予它们力量。两个帝国均建立了有效的中央控制，帝王传承体制，法律和行政执行体系。这是它们远隔万里的默契之处。它们的贸易触角曾接近过对方的边缘。尽管从未有过直接的接触，两个帝国却在历史的图景中获得相当接近的面容。
  然而，这种接近只是帝国时代的短暂一瞬。这一瞬的接近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它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历史过程，达到的是同样的历史状态。可实际上不是。两个帝国在之前和之后的走向都相差甚远，内在的逻辑迥然不同。这一瞬就像x的结点，既是最大的相似，又是最大的不同。
  罗马帝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
  【无冕之王恺撒】
  我们的故事从一个人开始。
  公元前44年，尤里乌斯·恺撒结束了对埃及的战役和对国内竞争对手庞培的最后战役，胜利回国，成为最高执政官。他驾着马车进入城市，受到掌声、鲜花与追捧，受到人们的追逐。人们竞相给他戴上王冠，他三次伸出手加以推却。人们爱恺撒。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他出生入死，终于将自己艰苦的戎马生涯推到辉煌的顶峰。
  恺撒理应对这一切心潮澎湃。他早年的奋斗并不算顺利，他出身很好，父母都出身贵族，但很小的时候，显赫的姑父马略就去世，恺撒得罪了新任的独裁官苏拉，流亡国外。他曾经做过多种职务，参加过数次小型战斗，甚至被海盗俘虏，浮浮沉沉很多年，才获得市政官和大法官的职位。他的成功从西班牙开始，他发动安达卢西亚战争，取胜之后获得国内的三个统治地位之一。他随后开始著名的高卢战争，将整个欧洲北部变成一个行省，他打到过伦敦，也第一个攻击过日耳曼，他战胜了庞培，在各种不利的局面中走上神坛。他靠拼死的战斗和征服阿尔卑斯以北的赫赫战功，走到庞大疆土权力的顶端。
  恺撒并未满足于此，他想做的仍然更多。此时的他心中仍有无限计划，就像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恺撒也有庞大的蓝图，他计划修建广场、修建穿越欧洲的公路、打通欧洲与非洲的海峡。他没有秦始皇的幸运来完成这一切，他只来得及表明他有这样的打算。他的战役没有结束，他的计划刚刚开始。
  这一切在3月15日戛然而止。
  恺撒死去的那一天前夜，据说天有异象，恺撒的妻子梦到不祥的事物，心里充满恐惧。她试图阻止恺撒，不让他出门，他思虑再三，没有听她的劝告，还是去了元老院。他说如果因恐惧而躲在家里，那他就不是恺撒。他穿了袍子，像平常一样跨出门，在元老院门口还向众人打招呼邀酒，一如往常。
  那是历史凝结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如果恺撒在那一刻没有被刺杀，罗马帝国的历史会怎样改写，世界的历史会怎样改写。
  元老院位于帕拉丁山脚下，古罗马城区的罗马广场。这是一片包含了多重建筑的区域，既有政治中心元老院和公共集会的大会堂，也有生活场所和神庙。出土的建筑多半已破损，只有墙基和一部分立柱，墙体和房顶大部分已无迹可寻，但仍然可以看见一半尚未损毁的神庙圆顶，雄浑厚重，建筑技巧高超。这一部分广场是在墨索里尼时期挖掘出土的，广场外的大道也被命名为墨索里尼大道。独裁者的战争烟消云散，独裁者的挖掘却永留人间。罗马广场透过尘埃重现世界，这件事本身就足以震动世人。
  看着今天残破的恺撒广场，心中不免生出感慨。恺撒广场仍未完成，无法从零星的残留推想曾经的蓝图。恺撒最终没有成为帝王，罗马在他之后却成为帝国。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借着为他报仇，成为第一个加冕的帝王。恺撒的刺杀者声称担心恺撒称帝才将他杀死，然而他的后继者正是借着他被杀的契机才真的成为帝王。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你无法知道它是必然如此，还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
  奥古斯都广场就在恺撒广场的对面，两座广场相对而立。他们的建筑目前都已荡然无存，如同他们的权力。奥古斯都广场的遗留稍多，除了科林斯式的立柱，还有半座神庙的残骸。恺撒广场看上去只剩荒凉。奥古斯都在罗马城北还有一座完好的墓冢，恺撒却已经尸骨无存。两座广场边有两人高大的塑像，也面对面地站着，有几分相似，却又有几分不同。他们是最近的亲人，也是一脉相承的盟友，然而他们之间却隔着共和国与帝国的深渊。
  罗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帝国。它作为共和国开始升起，帝国只是它荣耀的顶峰。帝国是后来两千年欧洲再无任何势力到过的高度。它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在罗马从共和国诞生到帝国覆亡的千余年间，它始终以战斗到死的形象生存在世间。它孕育了世界上最多、最杰出的将领。“在历史上，除此之外，我们再也看不到不间断的一连串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孟德斯鸠如是说。
  在短短的100年间，罗马送出了西庇阿、马略、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这是一串令每一个时代都战栗的名字。恺撒是这一连串名字中最耀眼的一个，他从未当上皇帝，但他的名字后来却成为帝王的头衔。
  【七百年共和】
  恺撒死后，罗马成为帝国。在那之前，它曾有700年共和国的历史。
  按照罗马的传说和李维编写的《罗马史》，罗马是特洛伊的后代。传说中，特洛伊毁灭之夜的大火没有烧死所有人，维纳斯的儿子埃涅阿斯被母亲救出，顺着小船漂流，开始逃亡。他经过迦太基，迦太基的女王黛朵爱上他，想留他在身边，但他知道神谕，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将特洛伊城的命运播种给另一座城，于是忍痛与心爱的女人分开。这离别的一幕后来成为戏剧舞台上著名的经典。埃涅阿斯最后到达一片平原，定居下来，他的后人在此繁衍生息，这就是罗马的前身。
  埃涅阿斯之后，又经过很多世代，城邦逐渐扩大其范围。埃涅阿斯的子孙中有两兄弟，兄长是国王，弟弟后来篡夺了王位，不但将兄长一家杀死，还将兄长的女儿送去做贞女祭司，以防止她生下后代。可是战神马尔斯爱上了她，让她生下两个孩子，名叫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命人将两个婴儿用篮子扔进河里，抛到荒野，神奇的是，两个婴儿如有天佑，被母狼的奶水喂养长大。他们长大后变得强力勇猛，回到城邦煽动公民叛乱，处死了国王，夺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位，又带领跟随他们的队伍，选择了一座小山，建立了新的城市。经过天启和一番争夺，罗慕路斯成为王，新城也依照他的名字命名为罗马。罗慕路斯开创了国度的历史，他为城邦立法，设计新的制度，建立元老院和军团，让一切繁荣。他富有领导力，但也不择手段。因新的罗马城缺少女人，他们就设计邀请邻城萨宾人来参加集会，掠夺萨宾妇女，成为罗马人的妻子，用不够磊落的手段建立了罗马功勋。
  由此所述，罗马人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的后裔，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这就意味着他们拥有最神圣高贵的血统。这是罗马对自身的神奇追忆，罗慕路斯神庙今天在罗马广场附近还可以见到，而那一只母狼喂养两个小孩的青铜雕塑至今仍是罗马的标志。
  维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记》是讲述埃涅阿斯传奇的最好的诗篇，这是一部传奇史诗，向荷马致敬，同时也有自身特有的浪漫。维吉尔生于公元前70年，曾于罗马学习哲学，在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的那一年，回乡务农写作。维吉尔是用拉丁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是中世纪拉丁语的必修课，14世纪的浪漫诗人但丁就以维吉尔为导师，从他身上获得灵感。而李维的《罗马史》是讲述罗马历史并混合了一切传说的经典的史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神话故事，但后世学者还是将其作为最权威的历史资料。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他用严肃的态度讲述了传说，并将传说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赋予传说一种同样严肃的气质。他讲罗慕路斯统治中赋予了公民选举的权利和元老院崇高的地位，奠定了罗马共和的基础，严谨而又平实，但又讲罗慕路斯最后在一场飞沙走石中消失不见，升天而去，似乎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不管这些故事真实与否，它们都赋予这座城市一种神奇独特的气息：坚定决绝，狼一般的勇气。
  罗马是坚韧、顽强、不屈和战斗的城市。从一开始，他们就从不利的地位开始战斗。在希腊的昌盛、亚历山大的横扫和迦太基的强大之下，他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他们经历过许多次被敌人侵犯、打败，但没有被征服。他们慢慢地壮大自己。在亚历山大帝国强盛的公元前4世纪，罗马还不发达，在迦太基称霸地中海的公元前3世纪，罗马开始逐渐崛起。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布匿战争，每一次对罗马来说都可谓艰苦卓绝，经历巨大困境。而最后的胜利使得罗马和迦太基地位互换，带来千古差别。第二次布匿战争成就了迦太基的著名将领汉尼拔，也成就了被赞为英明的罗马统帅西庇阿。
  罗马经历过多场失败，但他们强大的秘诀就在于永不认输。当敌人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从来不求和。按照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话：“当他们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元老院便把各种侮辱都承受下来，一声不响地等待着报复时刻的到来。”
  元老院是罗马的灵魂。罗马有执政官，但不是执政官一人统领天下。元老院是贵族，是受人尊敬的长老，他们和执政官联合执政，决定整个罗马的战略、战术和法律。执政官定期选举，元老院相对稳定。执政官代表崛起的当下，元老因与战斗和血统相连，代表相对固定的传统。罗马人称此为共和，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定义，民主与贵族制的混合即为共和。这与今天的国家非常相像。西塞罗的《论国家》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他借着假托的理想君主西庇阿之口，讨论了民主和贵族制度各自的优点和危害。罗马人对此有着清醒的理解和选择，在民主与贵族之间寻求平衡。
  共和是罗马早期坚持的一贯原则。罗马人没有帝王，执政官不停更换。罗马人在那时就相信，一个共和国比一个帝国更能让自身保持纯洁和正义。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恺撒的刺杀者何以可能抱着非个人的目的对一位杰出的领袖作此选择。他们明确地排斥个人称帝，不愿一个人的自由凌驾众人的自由。李维曾经在回顾中这样表达他对共和国的骄傲：“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比罗马更强盛，有过更纯洁的道德或更多样的范例；也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的道路，如此高度而持续地尊敬安贫和节俭。”他在晚年见到了荣耀带来的转变：“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其他的一切。”帝国给了帝王纵欲的机会。在罗马的历史中，不时能看到执政官和元老各自为了自己的地位私下打算——在分配战利品时的口是心非，在确定独裁权力时的争执，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对的平衡。
  元老院曾保持着罗马的精神。在今天的罗马广场和背后的坎皮多里奥山上，仍然能看到两千年前罗马元老院的痕迹。红色的石头走廊粗重高昂，向下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广场。议院下方空场就是恺撒被杀的地方，阳光普照大地，苍翠的碧草与碎石共生。元老院宫殿如今已成为博物馆，是罗马最好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已经经过重建，室内画有罗马故事的壁画，陈列着古代的雕塑和著名油画，广场保持了文艺复兴之后的风格，宽阔的台阶是米开朗琪罗亲手设计。古罗马的式样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只在面对罗马广场的一面保留着原初的样貌。在这一面，似乎还能感受到一丝古老的雄浑。幽深的走廊，巨大的深红色石雕，厚重得难以想象的石壁，森严的穹隆下仿佛还萦绕着怒不可遏的沉声呐喊。
  【帝国的血与沙】
  恺撒和庞培是共和国最后两个竞争者。恺撒死后，几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融战争、y谋与爱情于一身，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传奇话题，一时间热闹非凡。
  恺撒在征服埃及时，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坠入爱河，生过一个孩子，在恺撒死后，他生前最亲近的副官安东尼又与克里奥佩特拉相恋。安东尼为恺撒报仇，登上了权力高峰，却在关键战役中被奥古斯都打败。传说中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与奥古斯都在海上会战，不知什么缘故，克里奥佩特拉率领战船调头离去，安东尼亦无心恋战，紧随爱人而去，一场大战不战自溃。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随后一同自杀身亡，而奥古斯都战胜一切对手，登顶帝位，罗马进入独裁的世界。有历史学家曾经研究过，如果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低上几分，不那么美丽，不知历史最终会有怎样的转向。
  这是历史转折留给后人的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当战船消失在海底，爱情成为谈资，让人忽略社会变迁的逻辑。罗马走入了新的时期。奥古斯都，或者称他的原名屋大维，终于在百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捕之后成为唯一的赢家。奥古斯都是他的称号，与神同荣光，元老院授予他这个称号，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唯一的王者。他统治了40年，死后传位于自己指定的继承人。
  罗马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四个漫长的世纪。此时的罗马再不是汹涌活跃的舞台。这不是说他们失去力量，恰恰相反，帝王战功辉煌，至少在第一个百年?